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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2001年11月2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2007年3月29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城市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房屋拆迁，是指因实施城市规划或者因其他公共利益需要，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而拆除该地块上房屋的行为。

　　第三条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和有价值的历史建筑。

　　第四条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市、县人民政府设立的具体实施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领导，严格控制拆迁规模，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房屋拆迁管理职责，监督拆迁计划执行和拆迁安置用房建设，保障被拆迁人及时妥善安置，切实维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行政部门（以下简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互相配合，共同做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

　　第七条拆迁人必须依照本条例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合理补偿、安置。被拆迁人、被拆迁房屋承租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第二章拆迁管理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房屋拆迁、建设、规划、国土资源、发展和改革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考虑近期新建商品房的市场供应等因素，制定城市房屋拆迁的中长期计划、年度计划和安置用房建设计划。拆迁年度计划和安置用房建设计划由市、县人民政府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九条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申请房屋拆迁许可证，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

　　（一）建设项目批准（备案、核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

　　前款第（三）项规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是指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文件。第（四）项规定的拆迁方案应当对临时周转用房和用于产权调换的安置用房作出安排；需要新建安置用房的，应当提供安置用地批准文件。第（五）项规定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按照拆迁预算的百分之八十确认，专户储存，拆迁人提供的安置用房可以折价计入；不足部分由拆迁人在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规定的期限内补足。

　　第十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前，应当依法举行听证，就拆迁许可涉及的拆迁计划、拆迁方案和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落实情况等相关事项听取意见。

　　设区的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可以委托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实施行政许可。

　　第十一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起五日内，将建设项目的名称、拆迁人、拆迁范围、搬迁期限、拆迁期限等事项，以公告形式在新闻媒体以及拆迁范围内予以公布，并书面告知被拆迁人。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和拆迁人应当及时向被拆迁人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第十二条拆迁范围公布后，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期间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一）新建、扩建、改建房屋；

　　（二）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三）租赁房屋。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不超过一年；拆迁人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应当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延长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三条拆迁人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实施拆迁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自然失效，并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予以公告。

　　实施房屋拆迁不得超越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准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

　　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十五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予以答复。

　　第十四条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拆迁。从事拆迁业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资格证书。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

　　第十五条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应当向被委托的拆迁单位出具委托书，并签订拆迁委托合同。拆迁人应当自拆迁委托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合同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被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

　　第十六条拆迁人应当向被拆迁人公布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根据本条例规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应当载明补偿形式、货币补偿金额及其支付期限、安置地点、安置用房面积、搬迁期限、过渡方式、过渡期限、搬家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违约责任以及当事人认为需要订立的其他条款。

　　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拆迁房管部门代管的房屋，拆迁人应当与代管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代管房屋有使用人的，拆迁人应当与代管人、房屋使用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拆迁人应当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协议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文本由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监制，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七条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第十八条拆迁当事人对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安置地点、过渡方式、搬迁期限、过渡期限等内容，在搬迁期限内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的，拆迁当事人可以向当地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裁决。被拆迁人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由本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部门应当自受理裁决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书面裁决；裁决作出之前，裁决部门应当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除依法需要停止执行的情形外，在复议和诉讼期间如拆迁人已按裁决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复议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十九条拆迁人不得改变尚未搬迁的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原有的供水、供电、供气等基本生活条件。

　　第二十条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市、县人民政府在作出强制拆迁决定前，应当依法举行听证，就作出补偿安置裁决的主体、程序、依据及被拆迁人拒绝搬迁的理由听取拆迁当事人、有关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意见。

　　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二十一条拆迁房管部门代管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代管人应当就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二十二条被拆迁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拆迁：

　　（一）有产权纠纷的；

　　（二）产权人下落不明的；

　　（三）暂时无法确定产权人的。

　　房屋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二十三条拆迁设有抵押权的房屋，依照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执行。

　　第二十四条法律、法规对拆迁军事设施、寺观教堂、文物古迹、归侨侨眷房屋、涉外房屋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城市房屋拆迁涉及公共设施或者各种管线迁移的，由原所有人按规定期限自行迁移，所需迁移费用，由拆迁人给予补偿。

　　第二十六条对拆迁范围内的花木、绿地，应当尽可能保留。不能保留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七条拆迁人使用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应当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应当全部用于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不得挪作他用。具体管理办法由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县级以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的监督。

　　第二十八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房屋拆迁档案制度，加强对房屋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

　　房屋拆迁的档案资料包括：拆迁人从事房屋拆迁的有关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及其调整资料，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其结算资料，以及其他与拆迁有关的档案资料。

　　第三章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二十九条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给予合理补偿。

　　拆迁补偿、安置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产权调换。被拆迁人有权选择具体补偿形式。

　　拆迁非公益事业房屋的附属物，不作产权调换，由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拆迁范围公布后新建、改建、扩建的附属物不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市、县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条拆迁范围内的违法建筑、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必须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自行拆除，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按照市、县人民政府的规定给予补偿。

　　第三十一条货币补偿或者产权调换的面积，按照被拆迁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或者其他合法房产凭证记载的建筑面积计算。

　　第三十二条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根据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确定。评估应当采用市场比较法，不具备市场比较法评估条件评估非住宅房屋价格的，可以采用其他评估方法，并在评估报告中说明原因。

　　房地产评估机构在确定被拆迁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前，应当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

　　本条以及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评估所需费用由拆迁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被拆迁房屋价格的，由房地产评估机构根据评估比准价格，结合该房屋具体区位、建筑结构、建筑面积、成新、层次、装修等因素评估确定。

　　评估比准价格由房地产评估机构根据交易价从高原则从类似房地产中选取三个以上可比实例，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修正后确定。

　　被拆迁房屋属于非成套住宅的，应当根据前款规定选取普通成套住宅作为可比实例。

　　房管部门应当按月向社会公布本地房产交易信息。

　　第三十四条房地产评估机构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共同选定；不能共同选定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从报名的具备相应法定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中随机确定。参加随机确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不得少于三家。随机确定房地产评估机构应当由公证机构现场公证。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在随机确定房地产评估机构之日起三日前在拆迁范围内公告房地产评估机构随机确定的时间和地点。

　　第三十五条被拆迁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实行公示制。

　　房地产评估机构应当将被拆迁人的姓名、被拆迁房屋的门牌号、评估因素、评估依据、评估价格等主要情况在拆迁范围内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不得少于十日。

　　拆迁当事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要求房地产评估机构作出解释。房地产评估机构应当自接到解释要求之日起三日内予以解释。

　　第三十六条房地产评估机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国家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进行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

　　第三十七条按照本章规定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后，其被拆迁房屋按标准容积率占有的土地，不再按照《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予以补偿。被拆迁人依法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其面积超过被拆迁房屋按标准容积率占有的土地面积的，超过部分的土地按照《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予以补偿。

　　第三十八条被拆迁地段用于同类商品房建设的，被拆迁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第三十九条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结算被拆迁房屋和安置用房的差价。

　　被拆迁房屋和安置用房的价格，由同一家房地产评估机构选择同一评估时点，采用相同的方法、标准评估确定。

　　第四十条选择产权调换的被拆迁人有权要求拆迁人提供不小于被拆迁房屋原建筑面积的安置用房。

　　安置用房应当符合设计规范要求；属于新建商品房的，交付前应当经验收合格。

　　第四十一条被拆迁人属于低收入家庭，其被拆迁住宅房屋每户建筑面积小于三十六平方米（在同一城市规划区内有其他住宅房屋的，合并计算），并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提供建筑面积不小于三十六平方米的成套住宅作为安置用房。被拆迁房屋和安置用房互不结算产权调换的差价。市、县人民政府可以规定高于三十六平方米的按户最低安置面积。

　　前款所称低收入家庭的具体范围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确定；被拆迁住宅房屋每户建筑面积，按照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发时被拆迁人的户籍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或者其他合法房产凭证为依据确定。

　　第四十二条拆迁房管部门直管住宅公房或者单位自管住宅公房的（包括非成套住宅），房屋承租人享有按照房改政策购房的权利。房屋承租人按照房改政策购房后，拆迁人应当对其按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

　　房屋承租人未按房改政策购房，也未与被拆迁人达成解除租赁关系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产权调换的补偿安置方式。安置用房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第四十三条拆迁落实私房政策换约续租的住宅用房的，拆迁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对房屋承租人的安置办法由市、县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十四条拆迁房管部门代管的房屋，代管房屋有使用人的，应当实行产权调换；代管房屋无使用人的，由代管人选择补偿安置方式。

　　选择产权调换的，安置用房仍由房管部门代管；选择货币补偿的，货币补偿金额由代管人专户存入银行。

　　第四十五条被拆迁房屋的用途以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用途为准。认定房屋用途以规划、土地管理部门提供的合法有效文件作为依据。

　　房屋所有权证未明确用途的，由产权登记部门依照职权或者根据房屋所有人的申请，按照本条前款的规定调查确认。

　　房屋所有人要求改变原登记用途的，可以在其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前，持有关文件向产权登记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第四十六条199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施行前已改变房屋用途并以改变后的用途延续使用的，根据房屋所有人的申请，按改变后的用途认定，由产权登记部门变更登记；其中改为商业用房的，应当持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

　　1990年4月l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施行后未经规划、土地管理部门同意改变房屋用途的，其房屋用途的认定办法，由市、县人民政府规定。

　　改变房屋用途，按规定应当交纳土地收益金的，房屋所有人应当在变更登记前依法补交土地收益金。

　　第四十七条住宅房屋的被拆迁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自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将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安置完毕。其中，将拆迁地块上建设的高层房屋作为产权调换用房的，拆迁人应当自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安置完毕。

　　过渡期间的周转用房可以由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解决，也可以由拆迁人提供。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有权选择具体过渡方式，拆迁人不得强迫或者拒绝。

　　拆迁人提供周转用房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应当在得到安置用房的四个月内腾退周转用房。

　　第四十八条住宅房屋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解决周转用房的，拆迁人应当从其搬迁之月起到被安置后的四个月内支付其临时安置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按照当地租赁与被拆迁房屋相当面积、地段的住宅用房所需费用的平均价格确定，但每户每月临时安置补助费不得低于保障其基本居住条件所需费用。具体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物价水平确定，每年公布一次。

　　拆迁人超过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规定的过渡期限未提供安置用房的，应当自逾期之月起按照原标准的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补偿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因延期使用安置用房的损失。

　　拆迁人提供周转用房的，周转用房应当与被拆迁房屋的居住条件相当，并能够满足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基本居住条件，拆迁人不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拆迁人超过协议规定的过渡期限未提供安置用房的，除继续提供周转用房外，还应当自逾期之月起按照规定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补偿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因延期使用安置用房的损失。

　　第四十九条拆迁人应当支付住宅房屋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搬家补助费。搬家补助费每户不低于六百元，具体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物价水平确定，每年公布一次。

　　实行产权调换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从拆迁人提供的临时周转用房迁往安置用房时，应当再次支付搬家补助费。

　　第五十条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引起的经济损失以及搬迁、安装、过渡等费用，由拆迁人给予一次性补助。具体补助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规定。

　　第五十一条拆除产权属于学校、医院、敬老院、福利院、幼儿园、居委会等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房屋及其附属物，拆迁人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给予货币补偿。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一）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实施拆迁的；

　　（二）以欺骗手段骗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

　　（三）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四）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五）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六）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违反规定转让拆迁业务的。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一）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实施拆迁的；

　　（二）以欺骗手段骗取房屋拆迁许可证实施拆迁的；

　　（三）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范围、拆迁期限实施拆迁的。

　　第五十四条房地产评估机构与拆迁当事人相互串通，故意压低或者抬高被拆迁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的，评估结果无效，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重新组织评估；并由有关管理部门责令退还已收取的评估费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五条拆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被拆迁人造成损失的，拆迁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按规定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未经依法裁决进行拆迁的；

　　（二）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补偿安置方案未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同意而实施拆迁的；

　　（三）伪造、涂改或者不向被拆迁人提供规定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文本的。

　　第五十六条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的；

　　（二）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后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三）未按本条例规定发布拆迁公告的；

　　（四）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实施房屋拆迁的；

　　（五）违反本条例规定作出拆迁裁决的；

　　（六）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听证而没有听证的；

　　（七）未按计划组织建设拆迁安置用房，导致被拆迁人未能在安置期限内得到安置的；

　　（八）违反本条例规定实施强制拆迁的。

　　因前款规定行为给拆迁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五十七条在城市规划区外的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参照本条例执行。

　　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五十八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4年12月19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同时废止。本省以前制定的有关国有土地上城市房屋拆迁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与本条例不一致的，以本条例为准。




初探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

作者：杨瑞英 Email:ruiney@sohu.com


内容摘要：在传统的民事侵权法律关系中，侵权人与被侵权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在环境侵权中，由于双方在信息掌控，经济实力等方面的现实差距，使得被侵害的权利得不到救济，出现了结果的非公平。环境法以环境社会利益为本位，转变了传统私法中以契约为基础的抽象平等，将人看成具体人，对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弱势主体一方进行倾斜保护。体现在法价值上是要从抽象公平走向实质公平。本文将这种实质公平作为一种新型公平进行研究，重点是通过对这种新型公平关系在环境侵权中实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来构建具体的法律制度，希望能对我国的环境法理论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 环境法 环境侵权 社会法 新型公平关系 实质公平 公益诉讼 归责原则 无过失责任

正文
中外法史中，公法与私法作为相对立的两大法域存在已久，然而，随着新型社会问题的产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已不限于简单的公法上的管理关系及私法中的平等关系，出现了不同于两者的新型社会关系，这类社会关系的产生促使了新法域的产生——社会法。市民法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社会法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这点在法的价值上体现为：市民法实现了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起点的形式公平，而社会法则要求实现结果的实质公平。环境侵权就是这类新型社会问题的一种，环境法也就成为这个新法域的一支，因而对公平的要求也不同于传统私法而要建立起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
一、 论题界定
（一） 对“环境侵权”的界定
众所周知，随着工业经济的日益发达，环境问题逐渐突显，面对这类新型的社会问题，传统的公法、私法却表现出了无奈：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传统公法无法直接干预这类从私法领域产生的问题；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传统私法也无力解决这类因其自身的价值本位观念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此时，环境法应运而生。因而，环境法的独立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环境侵权作为一类特殊的侵权关系也与传统的民事侵权区别开来，具备自己的特性：其一，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在价值判断上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 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往往伴随正常的经济活动及日常生产、生活活动的而生，在价值判断上是，属于有价值、有意义的合法活动，因此，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不能象对待民事侵权行为一样完全取消，而应该进行利益衡量；其二，环境侵权的不平等性， 这里得不平等指的是侵权关系中的当事人地位而言的，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多为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工商企业和企业集团，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农民、渔民、和市民，这也是与传统侵权主体间的平等性互换性完全不同的一点。其三，环境侵权的潜伏性、复杂性、广泛性、间接性，这是因为环境侵权须通过环境介质传播而且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显现。其四，环境侵权兼具公害性、私害性。 传统侵权是典型的“私害”侵权，在环境侵权中不仅有当事双方都确定的私害侵权，更多的是非特定污染者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侵权即公害侵权。基于以上环境侵权的特性，环境法在对传统侵权的个人本位否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本位观念——社会本位，即以社会利益 为环境法的基本观念或基本目的。法的本位不同导致对公平的要求和实现方式的各异。本文论述环境侵权中新型公平关系的前提是将环境法定位于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社会法，只有在这种定位下，才能体现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的与众不同和与往不同。
（二） 对“新型公平关系”的界定
首先需要指出，对于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主要主张如下：其一，环境法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二，环境法调整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三，环境法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调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对象之间的相互性、互逆性是形成法律关系的前提条件，人与环境之间不具有这种特性因而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本文论述的新型公平关系也仅限于环境侵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次，本文所指新型公平关系的当事人限于排污者与无端承受环境污染不利后果的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私法以“抽象人”的观念将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置于法律平等的地位，这样表面看来公平价值得到了体现，但这种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公平，污染受害者与排污者基于其社会地位、财力状况、信息掌控等多方面事实不平等的因素，造成污染受害者相对于排污者来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成为弱势群体，这种状况运用在传统私法中只能导致结果的实质不公平。这就要求我们将环境侵权中的当事人关系重新定位以达到实质公平。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力图突破传统私法的表面公平构建环境法实质公平的蓝图，促进环境法理论的发展。
最后，有必要谈一谈这种新型公平关系与环境法上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目前的环境法理论研究中对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涉及颇多，但对这种新型公平关系却涉者廖廖。笔者认为，它们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是从宏观角度研究环境法中的公平；而新型公平关系却从微观角度论证。新型公平关系是实现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因而为实现环境法上实质公平的终极价值目标，首先要研究这种新型公平关系。
二、 在环境侵权中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一） 必要性分析
1. 传统法律制度对新型公平关系的缺失，社会现实对新型公平关系的需要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理论，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相一致的，而且只有追求个人利益才会促进社会的利益。 因此，欲促进社会利益必须以最大程度上满足个人利益为前提。这种观念在法律思想上体现为个人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法律无不以保障个人利益为目标，以维护个人意志自由和个人权利的绝对化为任务。正是基于法律的个人利益本位观使得个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或趋利弊害的原则，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这样，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必考虑社会的利益，也不必考虑其自身的非经济利益，从而造成为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顾甚至损害社会利益的种种弊端。可见，传统法律以逻辑起点上的公平导致了结果的非公平，这在环境侵权中体现为：排污者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活动，却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后果，这种不利后果却要由全社会来承担，单个污染受害者由于缺乏起诉资格而被剥夺了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公平救济的权利。有鉴于现实的需要，环境法应顺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对其理论及价值观念作相应的调整，即应由个人利益本位观转向社会利益本位观，由追求起点的表面平等转向追求结果的实质公平。
2. 对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的必要性
倾斜保护主要是指保护弱者，就保护弱者而言，社会法是以一种特殊的标准衡量当事人的地位及分配利益。这种特殊的标准源于社会“弱者”身份的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分配，使这种分配结果有利于具有“弱势身份”的一方。 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基于倾斜保护的原则，对双方实行“不平等”的“差别待遇”，但这种“不平等”是对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本身存在的实质不平等的矫正，以此来实现结果的实质公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对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的必要性。
首先，从污染受害者（即环境社会关系中弱势群体）的角度有倾斜保护的必要性。环境污染具有面积广，时间长，受害者人数众多的特点，一旦有污染的发生，受害者又不能通过传统法律途径得到救济，如果新型制度不对这一缺失进行弥补，很可能会引起广大受害者的不满情绪，甚至会导致受害者的集体运动，这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这一角度看，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很有必要。
其次，从排污者（即环境社会关系中强势主体）的角度看倾斜保护的必要性。如前所述，在环境社会关系中，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由于他们之间的实质不平等，排污者在其中处于强势地位，如果法律不对其作出倾斜性限制规定，排污者就会利用其掌握的财力、信息等使受害者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这显然损害了社会公平。因此，从这一角度看限制强势主体利益、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有其必要性。
最后，从整个社会看其必要性。对弱势群体利益保护并不是为了平均强弱主体的利益，而是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仅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实现了社会的实质公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从而达到经济、社会、环境利益的统一，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打下基础。
3.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对新型公平关系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搞平均主义，反对两极分化，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这其中就有那些在宽松法律环境下靠排污等成本外溢型行业富裕起来者。扶弱济贫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现在我们应该正视这类实质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在法律上确定实质公平的价值目标，然后再构建实现实质公平的法律制度。
（二） 可行性分析
1. 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为实行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主观可行性
环境问题出现之初，人们虽然意识到环境在逐渐恶化，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这是对他们自身权利的侵害，因为在当时单个人对环境没有权利。随着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尤其是几次大的公害事件，污染受害者的人身、财产都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侵害，受害者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救济，但由于制度的落后性，受害者的权益未能得到救济。这种现实状况迫使受害者联合起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公害运动，并逐渐联合成环境保护组织，保护环境反对公害也由自发运动转变到自觉运动。至此，环境侵权关系中的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开始得到加强，对新型公平关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
2. 国家对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认识的深化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前提
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权利政治，它主张国家对个人的私生活干预越少越好，政府越小越好，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负责维护社会和平和自由竞争。然而，这种过分强调国家的消极无为的作法，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环境恶化和环境保护运动。在这种情形下，各国逐渐认识到了这种弊端，并在观念上从夜警国家转变成福利国家，国家职能也从权利政治转向公益政治。这种转变的目的在于 积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公法私法化的原因所在。在环境侵权中这种转变为实行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前提条件。
3. 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有力后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一定的经济后盾，且不言新型公平关系的实现，恐怕连基本的表面的形式公平都无法实现。现今，我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从物质享受转向精神追求，这一点在环境法上表现为：人们逐渐不满足于传统法律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表面公平，转而追求社会性的实质公平。可见经济后盾为实现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可行性。
4. 环保组织的兴起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经之路
近代个人主义的盛行一方面造就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恶化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更加深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于是，环境侵权关系中的弱势主体集结起来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即环保运动。随着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环保运动的展开，环境保护组织也逐渐形成。这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相对于受害者个人来说力量更集中，更有利于与强势主体进行对抗，从而达到矫正现代社会畸形发展所出现的强者——弱者实力显失均衡的状态的目的，保护弱势主体的利益，建立新的公平关系。
三、 新型公平关系在我国环境侵权中的构建
一项制度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而不能在具体实践中得到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基于以上对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要性可行性的分析，我们应该为新型公平关系构建其实现机制，本文拟从法律原则，司法救济等方面进行构建。
（一） 法律原则从平等保护转向倾斜保护
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的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已不是传统法律中地位平等的主体双方而是有强弱之分的两个群体，这一点决定了对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已无法适用“意思自治”、“平等自由”的私法原则来调整；同时也不能采用依法行政的公法原则来调整。由此应该建立环境法独立的法律原则：“保护弱者”和“倾斜立法”。 倾斜保护原则是在环境社会问题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已经定格化为一类特定的社会关系， 只有对利益进行再分配才能得以解决。倾斜保护原则将保护受害者的方式限定在倾斜立法上，在立法层面上对法律保护的利益进行重整，将一部分个别利益（即弱势主体的利益）提升为社会利益，并予以特别的关注。在效果上，倾斜保护原则是以环境侵权关系中当事人地位的实质不平等作为前提，并以这种不平等关系作为规制对象，是以一种不平等的原则矫正不平等的现象，从而使失衡的关系得以恢复，实现社会公平。为了贯彻保护弱者、倾斜立法的原则，环境法应该注重环境纠纷的公众参与与解决机制的作用。例如，西方国家林林总总的环保组织就在环境问题的处理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活跃，它们通过制定环境公约，组织集团诉讼，参与环境执法等活动积极促成了环境法保护弱者、倾斜立法基本原则的实现。
任何政策的实行都必须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成为首要目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倾斜保护原则一方面使社会弱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也允许当事人有相对的意思自治空间，因此，倾斜保护原则并未将优势者的获利以弱者的“得利”为一般的前提。
（二） 改变传统司法救济模式
传统司法中规定的严格的起诉人资格在环境法中已不适用，环境问题本身的特性要求放宽对起诉人资格的限制同时采用有利于弱势群体利益及社会公益的司法救济方式，这在各国的环境法理论及实践中都有所体现，本部分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意大利学者莫诺·卡佩莱蒂将“为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作为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一波。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由于受害者在经济实力，法律意识，信息掌握等方面与侵害者存在差距，致使受害者在寻求司法救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结果出现了受害者只能忍受环境侵害的不利后果而无力救济的局面，这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为了矫正这种不公平的法律现象，应当为弱势主体提供法律援助，以达到抗衡侵权者的效果，实现社会公平。在我国，目前这样的法律援助相对于日益增多的环境侵权纠纷来说还很少，即使一些法律工作者自愿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但由于资金来源有限，得不到政府有力支持等因素，致使这种援助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为了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政府社会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有力支持，并对提供法律援助者进行专门的环境法理念与技术培训，逐渐形成体系化社会化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促进中国法律事业的发展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
2.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纠纷从传统民法上的相邻、通风、采光等纯私益性质的纠纷发展到今天已相当广泛，而且早已突破私益的局限，越来越呈现出社会化的特性。这主要是由环境问题在时间上的潜伏性，地域上的广泛性引起的。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使得环境纠纷中涉及人员众多、地域分散，有时甚至会出现没有直接影响到单个公民的私益但却影响了国家或社会公益的现象。由于传统司法制度对起诉人资格作了严格限定，使得无人有权对于这类问题要求法律救济，为了保护环境公益，维护社会公平，应该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梁慧星教授认为，公益诉讼是指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是诉讼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没有直接损害原告的利益。 依此观点，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害环境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制度。作为一类新型的诉讼模式，环境公益诉讼应有其独特之处，具体如下：其一，原告范围拓宽，起诉人资格不应受传统诉讼法的“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原则上，为了社会环境公益任何公民、社团、检察机关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二，诉讼请求范围扩大。因为这里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诉讼请求的范围不应仅限于个人损失的弥补和其权利状态的回复，还要求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弥补和保护。其三，起诉人地位的定位。由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起诉人不是或者不全是为了自身的权益，而主要是为了国家、社会公益。那么在性质上，他们有别于一般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以及一般行政诉讼中的行政相对人，他们是以公益的名义起诉的，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即使是公民、社团也是代表国家对侵害环境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他们在这种诉讼中就是国家的代表，因而可以借鉴刑事诉讼中“公诉人”的规定来对待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即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其四，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环境公益损害的证据具有技术性、专业性强，一般为被告所掌握的特点，所以原告举证比较困难，为了鼓励更多的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将举证责任归于被告。其五，对胜诉原告的补偿及奖励。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社会环境的公共利益有时甚至与私人利益毫无关系，但其提起公益诉讼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给予原告适当的奖励，一方面是对原告付出的弥补，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违法者而言也是一种制约。这些制度的设定看起来是对环境侵权人的不公平，但其结果却是在不平等的起点上实现了实质的公平，维护了社会公益。
3. 确立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