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整治非法证券活动协调小组工作制度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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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现状分析及投保者的选择

张金磊


　　两千多年前，孔子在大同世界里这样描绘：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年老的风险，是任何一个人都回避不了的，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如何养老、如何体现制度的优越性？杰克•伦敦《一块牛排》中老拳击手的悲哀，如何避免在中国的出现？……新中国的养老制度，在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历程后，养老已不单纯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是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责任。不切实际统包统揽的福利国家思想，实践证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完全依靠家庭或个人进行养老，与现实也是相悖的。
　　本文浓墨介绍了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历史与现状，并提出了笔者的一些看法，同时结合商业保险，试图提出一些对被保障人或被保险人效益更强的保险建议。

一、风险、风险管理和保险
　　风险客观地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有效地防范风险和应对损失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从本质上说，风险是一种损失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的状态，它具有客观性、损失性和不确定性三个特征。
　　风险管理是个人、家庭、企业或其它组织在处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时，所采用的一种科学方法。风险管理起源于美国，1929年的大危机促使其迅速发展起来。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有风险回避、损失控制和损失融资三种，其中损失融资主要是通过风险自留和风险转移两种方式来完成，购买保险就是风险转移中的重要方式之一。
　　保险是一种以经济保障为基础的金融制度安排。它通过对不确定事件发生的数理预测和收取保险费的方法，建立保险基金；以合同的形式，由大多数人来分担少数人的损失，实现保险购买者风险转移和理财计划的目标。
二、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
　　依据不同的标准，风险有不同的分类。依风险的损害对象，风险分为人身风险、财产风险与责任风险（我国保险法采取二分法）；依风险所导致的后果，风险分为纯粹风险与投机风险；依风险的起源与影响，风险分为基本风险与特定风险。基本风险是指由非个人的或至少是个人往往不能阻止的因素所引起的损失通常波及到很大范围的不确定性状态，由于基本风险主要不在个人的控制之下，又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是由某个特定的个人的过错造成的，因此，应当由社会或主要由社会来应付它们，社会保险产生的必要性即来源于此。
　　社会保险一般是指由国家通过颁布法律强制实施的，针对全体公民或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的生、老、病、死、伤残、失业以及在生活中出现的其它困难，依法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保证公民或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社会制度。在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第二条以及现行社会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社会保险设计的保障对象将逐渐从劳动者转向全体公民。商业保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的保险，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社会保险是典型的政府行为，以国家立法为手段强制实施；其追求的目标是社会效益，目的是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非营利性是其重要特征，保险基金不足时，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商业保险是市场行为，投保人自愿投保（责任保险除外），商业保险法律关系中的各个主体依合同约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保险公司在实现经济补偿的同时也要实现其营利目的，保险公司自负盈亏，政府只是加强监管，一般不提供财政补贴。
三、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法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始于1951年颁布、1953年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1965年期间，建立了雇主按本企业工资总额3％缴纳劳动保险基金，分级管理，全国统一调剂使用的制度；1969年后改由各企业自行负担退休人员养老金所需费用，结果造成了企业之间养老金负担畸轻畸重的矛盾，部分退休人员生活难以保障。
　　1978年后，基本养老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革。197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企业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男工人60周岁，女工人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连续工龄满20年的，按本人标准工资的75%发给；连续工龄满15年不满20年的，按本人标准工资的70%发给；连续工龄满10年不满15年的，按本人标准工资的60%发给。实行的还是国家统一规定的等级工资制度。
　　1985年后，国家开始改革工资制度，允许企业实行不同的工资分配方式。适应工资制度的改革，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采用了不同的养老金补贴办法来提高本地区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
　　1991年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国家基本养老、企业补充养老和个人储蓄性养老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基本框架延续至今。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划时代的统账结合制度。同年的《关于基本养老金计发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基本养老金分为社会性养老金和缴费性养老金两块，确定了15年缴费年限，2006年1月1日起15年年限的意义开始淡化。
　　199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正式确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账结合的两个实施办法。
　　国务院于1997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0年颁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和2005年12月份颁布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重要文件。中国现在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依据的就是这三个文件。

（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现行制度

1．统账结合

　　统账结合，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指养老保险计划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社会统筹部分，二是个人账户部分，这两部分相互交融，共同组成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计划。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个人账户的余额可以继承。
　　要理解统账结合的概念，我们首先必须认识了解社会保险基金的三种筹集模式：现收现付式、完全积累式和部分积累式。现收现付式是指，当年的被养老群体需要多少资金，则从当年的职工工资总额中按比例提取多少，以支定收，完全没有积累，代际互济很明显；我国传统的模式即是此。完全积累式是指，职工在工作时，由雇主和个人（有些国家如智利雇主不缴费）按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税），建立职工个人账户，职工退休达到法定条件时利用自己账户的资金养老，没有互济性。部分积累式是介于前二者之间的一种模式，即在现收现付办法的基础上，开始时适当多征收一部分资金，并注意保值增值，以对付人口老龄化高峰时的压力。我国就是在部分积累式的设计下创建了统账结合的制度。
　　1999年2月20日，我国正式进入老年型社会；上世纪7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将使中国在2030年后老龄问题更为严重。由于早些年中国在资金筹集上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式，部分阶段更是采用了企业负责养老的方式，导致我国养老资金没有积累。我国原采用的现收现付式由于工资替代率过高（达到80-90％）、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因素，已经解体；而已经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退休劳动者的养老问题必须解决。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式养老基金筹集模式在中国应运而生。
2．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与层次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来源于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三个方面，由国家强制实施的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性保险三个层次组成。
（1）国家强制实行的基本保险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了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范围：“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第三条规定了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比例：“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企业缴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２０％（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２０％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个人缴费）的比例，１９９７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４％，１９９８年起每两年提高１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８％。有条件的地区和工资增长较快的年份，个人缴费比例提高的速度应适当加快。”第四条规定企业缴费中的3％划入个人账户，即个人账户的数额最终达到缴费工资的11％。从2006年1月起，为解决统筹资金的不足，《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取消了企业缴费的3%划入个人账户的规定。
（2）企业年金计划
　　社会保障是指以国家为主体，根据法律规定，通过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劳动者和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险和相关的最低收入保障、社会公益性服务等的社会保护系统。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一个最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共同组成了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理论界一般认为，老年经济保障应该由三个支柱支撑：第一支柱是国家基本养老金方案，第二支柱是私人管理的强制性储蓄制度，第三支柱是个人资源储蓄。我国社会保险的企业补充保险（即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保险，基本等同于第二、三支柱。
　　企业年金指的是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中国的企业，目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负担已经很重。以企业工资总额为基数，基本养老保险费一般在20％左右，基本医疗保险为6%，失业保险为2%，工伤和生育保险一般在1％左右，总比例达到30%左右，如果政府再加重社会保险费的比例，势必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企业年金计划一直未能有效推广。2005年12月份颁布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全面地取消了企业缴费3%转入个人账户的制度，有望给企业年金计划带来发展的机遇。截至2009年3月30日，已经有中国光大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中央企业向劳动保障部备案了企业年金计划。
3．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财政部门依法进行监督。审计部门依法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进行监督。”收支两条线管理办法，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控制个别部门和个人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保证了基金的安全。
在基金的保值增值上，本着安全性第一的原则，基金主要购买国债和投入银行储蓄。
4．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
　　基本养老保险需要解决的是退休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政府的工资替代率设计得非常高，与基本养老保险的本质相悖，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设计时将工资替代率降低至58.5％。
　　《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１５年的，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地（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２０％，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本人账户储存额除以１２０。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１５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支付给本人。
　　在资金不足的压力下，为激励劳动者积极参保、更长时间参保、更晚地领取养老保险金，2005年底颁布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实施后参加工作、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下同)累计满15年的人员，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从此以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同代间的互济性降低了，而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支付上差距也更大了。个人缴费35年，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为59.2%，方比1997年的目标替代率58.5%要略高，很有意思！
（三）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评析
1．制度调整得过快，没有一个相对稳定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养老制度不断在变，劳动者无法适应。总是在前面的制度还没有让大众完全认可或掌握时，新的制度就产生了。虽然每次调整或改革，都针对原有制度下的投保者设计了过渡条款或保持原方式不变的规定，但过渡条款多通过授权性规定放权，保持原方式也因通货膨胀而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让投保者无法实现基本养老保障。
国家意志不等于人民意志
——对“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的法伦理学分析

作者：梁剑兵 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


内容摘要：“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虽然尚未结束，但却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法制理论资源。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基本的政治和法律伦理规则必须同时合乎理性的正面和侧面，也必须具有合法性。在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之间，必须建立双向互动的价值追求整合平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国家应该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

关键词；国家意志，人民意志，伦理，法律，价值追求与整合

随着董建华先生宣布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二读押后”，发生在香港的“对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这样一个法案，在将来会不会得到港人的认可并且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笔者无法预测，也无意进行预测。笔者只是觉得，对这样一个也许对中国未来法制现代化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法伦理学不可以轻易的放过。我们必须从其中总结出一些有益于国家未来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理念和新思维，以便于大家先认可然而后认同之，为今后中国的立法提供出一些新的立法原则和初始规则，进而对国家和对人民均产生双重的教导意义，乃是法伦理学不可推卸的义务。笔者冒昧作如下归纳，企为引玉之砖。

首先：己欲，勿施于人。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能强迫他人喜欢。这种伦理规则得以成立的的大前提是：凡是自己喜欢的，他人也喜欢；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他人也不喜欢。用价值哲学的话来说，在价值评价标准相同的主体之间，该伦理规则是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合法的。但是，这规则如果实施于价值评价标准不相同的主体之间，则是不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喜欢吃狗肉的人，是不应该认为所有的其他人也和自己一样爱吃狗肉的！所以，在专制社会中所形成的这一伦理规则，是建立在“思想统一”的思想专制主义基础上的，因而不仅仅是片面的，甚至往往成为国家无视个体和他人价值的最合理解释工具。
在现代社会，该规则虽然因为其合乎理性的基本正面（例如狗肉不仅可食且对健康有益）而仍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国家将此规则的附随规则“己欲，则施于人”运用于价值追求不同的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国民，就会变成一种非法的伦理侵略。所以，我们应该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依照理性的多面性，对这一规则进行改造和补充，使之不仅仅合乎理性的正面，也合乎理性的侧面（例如豢养宠物狗的人在感情上拒绝将狗肉作为食物），进而增加其合法性。通俗的讲：国家喜欢的，民众如果不喜欢，国家就应该坚决的实施“己欲，勿施于人”主义！或者更坚决的建立一个与此规则相适应的附随规则“己所不欲，则施于己”，这其中的理性根据很简单：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必须接受人民意志为自己的最高意志，国家不能将国家本身的意志和人民意志完全等同起来，并且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国家意志代替人民意志。
其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向来有政治伦理上的民本主义传统，笔者也坚定不移的相信眼下作为国家化身的政府是民本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我们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就不难发现这一伦理传统的光辉。但是，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民本主义是建立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论基础上的。在古代国家看来，民众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但是民众也是愚昧无知的，尤其是当国家的价值追求和民众的价值追求发生矛盾的时候，民众往往成为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破坏者，最后也破坏了民众自己的价值追求。因此，古代国家必须将民众的价值追求统一到国家的价值追求之下，为实现这一目的，作为国家化身的君王或者政府就应该以“牧羊人”的身份自居，而民众就是“羊群”。“牧羊人”应该驱使着“羊群”去寻找甘美丰腴的水草，便是一切古代国家民本主义者的基本理想。
在现代社会，这种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追求不一致前提下的民本主义仍然是合乎客观理性的，因而也具有基本的合法性。比如国家追求国家安全，人民追求社会的自由稳定。而欲求社会稳定和自由，前提是国家安全的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以此客观理性为根据，进而推导出“人民追求的社会自由和稳定价值”应该服从“国家追求的国家安全价值”便是错误的。原因也很简单：“国家安全”和“人民自由稳定”相比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或者换一句话说：“国家安全”只是工具价值，而“人民自由和稳定”才是终极的目标价值。所以，法伦理学认为，必须对传统的民本主义伦理观念下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进行改造，使其具有以下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理解：（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如果民众喜欢自由和稳定，国家便应该舍弃自己的既定政策，用法律制度的基本程序来满足民众的愿望；如果民众盲目的认为国家的既定政策危害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只顾及眼前自由，却忽视了长远的国家安全对自由的保障作用，国家就应该在理性的原则下设法教育民众，使民众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如同股东与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关系。凡是民众追求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顺应民意制定政策并执行之；凡是民众反对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通过民主程序和舆论渠道了解民意，下情必须尽快上达，使国家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免得政府因不了解民意而盲目制定政策，进而损害政府的权威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使社会陷于混乱，人民失去自由和稳定。在以上的两个基本理解中，“（一）”表明的是政府对待民众的基本伦理规则；“（二）”表明的是民众对待政府的基本伦理规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
再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虽然在贤明政府的领导下，国家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符合人民意志的，但是仍然难免二者相互冲突的情形发生，这次“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便是这种意志冲突的一个实证。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意志符合人民意志的实证也发生在香港基本法领域内，那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这两个事件虽然很偶然的都发生在香港基本法的具体条文上，但是却具有截然不同的事件根源：前次事件错在人民，因为人民在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不严谨，致使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法律漏洞，没有完整表达人民意志，从而被企图破坏香港社会自由和稳定的势力所利用，所幸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广义上的政府）应香港政府的要求及时采取了立法措施，以国家的意志弥补和纠正了这一漏洞，保证了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后一个事件错在国家，在香港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比较多和人民生活困难的背景下，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不合时宜的推出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性极强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且有关具体条款的表述容易导致“后非典”时期比较敏感的香港社会的争议。所以国家的意志便被人民的意志所否定，其原因仍然是价值追求的不一致。人民追求的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纾解民困，稳定社会，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而国家则主要追求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制完善，虽然二者的立场都是合乎政治伦理的，但是，政府方面似乎颠倒了两种价值追求的相互关系。所幸的是，政府方面也很及时的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才发表声明宣布：“港府行政会议特别会议决定将《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押后恢复二读，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加强向市民解释修订案内容。” 从而为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奠定了法律立法程序意义上的保障
可以说，以上两个实证的事件都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最为珍贵的资源。因为，这两个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先例，为我们如何解决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不一致的问题，以及如何使用平等互动的机制在国家与人民之间整合价值追求问题，建立了一个极其具有法伦理价值的方法和技术平台，那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虽然是中国古代法家的学说，但是在今天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简单的说：（一）、以法为教。“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应该、也只能够以法律的方法（例如依法申请的集会游行和示威、被法律保障的舆论自由等）去说服和教育国家，使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化身——政府极其官吏时刻牢记将国家意志隶属在人民意志之下，以人民的价值追求为国家的价值追求的目的。（二）、以吏为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告诉我们：国家应该以从人民当中选拔上来的德才俱备且有政治远见的官吏为教师，去说服和教育人民不要盲从，而应该按照合乎现代法制伦理的法律制度和理性表达自己的意志，并且正确、科学和严谨的将人民意志表述在法律条文中。避免出现类似于纳粹德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以破坏社会自由和稳定为目的的“人民意志”。在这样的平台被建立并且转化为我们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后，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便指日可待了。

最后：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先哲老子从其自然主义哲学出发，在政治上极力推崇“无为而治”，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论断。但是，老子提倡“无为而治”的用意不是要求国家无所事事，而是反对国家意志的恣意忘为。所以，治理大国（并非“小国寡民”）如同煎炸小鱼儿一样，不可用“国家意志”的铲子去任意的搅动“人民意志”。所以，国家为政，以不扰民和不多事为原则。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特征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在香港的有关立法活动，是比较容易与香港社会的英国式自由和法制传统发生“过敏反应”的一件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社会里的秩序关系，打深处就有自然练就的一环扣一环的机制，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和政府虽然可以主观地发号施令乃至用暴力强制，但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有的秩序会顽强的抵抗从而造成法制和社会混乱，反而不利于国家意志的实现。国家应该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秩序自身的变化，人民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追求都会发生变化，当“安全重于自由”的价值理念被人民接受的时候，有关法案的通过便是自然而然的“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之时。而在这之前，国家应该下大力气做的事情就是：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并以此次事件为开端，为今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创立一些新的初始规则和法律实现方法，则国家和人民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