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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


哈尔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6 号



　　《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业经哈尔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2年5月31日通过，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2年8月24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

　　
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9月10日





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2012年5月31日哈尔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12年8月24日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磨盘山水库饮用水水源的保护，保障城市居民饮用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磨盘山水库饮用水水源（以下简称水源）的保护。

　　本条例所称水源保护包括对水资源、水质的保护和对水源枢纽工程、输水管线设施的保护。

　　第三条 水源保护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本条例由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市水务、环境保护以及城乡规划、城乡建设、国土资源、林业、农业、公安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水源保护的相关工作。

　　水库管理机构负责水源保护的日常管理工作，水源地环境保护机构负责水源水质保护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管理需要，在其法定权限内依法委托相关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水源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组织协调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所在地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水源保护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源的义务，并有对破坏水源水质及水源枢纽工程、输水管线设施等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在水源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水资源和水质保护

　　第八条 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在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准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水库正常蓄水318米水位线（以下简称318米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面积，水库上游的入库河流拉林河、大沙河、洒沙河由入库口（318米水位线）沿河道上溯1000米的水域，水库坝址下游100米的拉林河水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水库318米水位线外延200米范围的陆域,拉林河、大沙河、洒沙河入库口（318米水位线）上溯1000米相对应的陆域沿岸纵深与河岸（大沙河、洒沙河平均河宽为10米，拉林河平均河宽15米）的水平距离100米范围。

　　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大沙河水域范围从一级保护区的上游边界上溯11.5公里,洒沙河水域范围从一级保护区的上游边界上溯8.6公里；二级保护区陆域范围：水库（318米水位线）一级保护区陆域边界外延5公里范围的区域，大沙河、洒沙河二级水域对应的现有河道两岸横向外延1000米范围，拉林河从一级保护区水域的上边界起上溯至10.6公里所对应的现有河道两岸横向外延1000米范围。

　　准保护区水域范围：大沙河二级保护区的上游边界上溯15.8公里，洒沙河二级保护区的上游边界上溯11.4公里；准保护区陆域范围：水库沿二级保护区边界向外延伸5公里的区域（遇分水岭以分水岭为界），大沙河、洒沙河相应水域沿岸与河岸水平距离2000米范围内，拉林河从距离一级保护区上游边界10.6公里处起至上游16.8公里水域范围所对应的现有河道两岸横向外延2000米范围。

　　第九条 水源保护区内水质及拉林河上游河流水质，不得低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Ⅱ类标准和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的生活饮用水源卫生标准。

　　准保护区的水质应当能满足二级保护区的水质标准。

　　第十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的水质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第十一条 在准保护区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新建和扩建化工、印染、酿造、化学制浆、农药、电镀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体的生产项目，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

　　（二）毁林开荒、破坏植被；

　　（三）使用剧毒、高残留农药；

　　（四）开矿、采石；

　　（五）毒鱼、炸鱼、电鱼；

　　（六）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

　　（七）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或者将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

　　（八）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有毒污染物的车辆或者容器；

　　（九）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

　　（十）向水体排放、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

　　（十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标准，向水体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热废水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

　　（十二）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或者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

　　（十三）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

　　（十四）设置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的堆放场所；

　　（十五）设置贮存工业废水、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坑塘、沟渠等场所；

　　（十六）利用不符合国家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水进行灌溉；

　　（十七）可能影响水源保护的其他行为。

　　对已经建成的工业企业，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第十二条 准保护区内应当采取工程措施或者建造湿地、水源涵养林等生态保护措施，防止水污染物直接排入水体。现有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并向水源地环境保护机构进行排污申报登记，申领排污许可证。

　　在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向水源地环境保护机构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 在二级保护区内除应当遵守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外，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二）设置排污口；

　　（三）在水体中清洗船舶、车辆，进行肥水养殖，在距水体50米范围内进行畜禽养殖；

　　（四）设置化工原料、矿物油类及有毒有害矿产品的贮存场所，建设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堆放场所和转运站，建设无隔离设施的输油管道；

　　（五）围水造田；

　　（六）从事网箱养殖和旅游经营活动；

　　（七）可能影响水体的其他行为。

　　对已建成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市人民政府依法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第十四条 在一级保护区内除应当遵守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规定外，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在水体中清洗衣物或者其他器具；

　　（三）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四）放养畜禽；

　　（五）水上训练以及其他水上体育、娱乐活动；

　　（六）挖砂、取土、埋坟、丢弃及掩埋动物尸体；

　　（七）与水源保护无关或者产生污染的船舶下水；

　　（八）可能影响水质的其他行为。

　　对已建成的与水源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市人民政府依法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第十五条 依法严格保护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的林木，使其持续发挥涵养水源功能，满足水库水源需求。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毁坏或者擅自采伐林木。

　　第十六条 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的单位和个人产生的垃圾、污水、粪便，应当向指定地点倾倒、排放，由有关专业单位统一收集，并按照环境保护规定标准处置。

　　第十七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水源保护应急预案，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

　　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发生污染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质污染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者减轻污染，并立即向水源地环境保护机构或者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在地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八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和农药，控制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防止造成水污染。

　　第十九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和引导水源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的农民改变畜禽零散养殖方式，开展畜禽集中养殖，对畜禽养殖污染进行集中防治。

　　第二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一级保护区内现有居民实施搬迁。

　　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公安部门，应当根据水源保护的需要，控制水源保护区以外的人口迁入。

　　第三章 水源枢纽工程和输水管线设施保护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水源枢纽工程包括：水库大坝、溢洪道、灌溉洞、供水洞、变电所、水文观测站、水库综合楼、永一路、永二路、坝下交通桥、库区公路及附属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等。

　　本条例所称输水管线设施包括：自水库输水口至净水厂输水管线和附属的阀门、井室、井室护坡、溢流管、标志桩、通讯光缆、维护站（点）等设施。

　　第二十二条 水源枢纽工程保护区范围：坝轴线上游150米，坝左端（南侧）向外延长200米，坝右端（北侧）向外延长100米，大坝背水坡从堤脚线至坝下交通桥，永一路和永二路之间的范围，以及水文观测断面上下游各1000米以内护坝用地和水文观测保护范围。

　　第二十三条 水源枢纽工程保护区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侵占或者损坏水源枢纽工程；

　　（二）爆破、打井、取土、挖砂、埋坟、挖沟、筑坝、设障、建造建筑物、放牧、垦种、养殖；

　　（三）非大坝管理人员操作输水闸门、泄洪闸门和相关设施；

　　（四）搬动护坡石，堵塞观测井；

　　（五）其他危害水源枢纽工程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在水库灌溉洞出口和溢洪道出口至下游1000米范围内，不得进行养殖、捕鱼、游泳、划船等活动。

　　第二十五条 输水管线和两侧外延各10米、通讯光缆两侧外延各3米、附属设施周边10米的范围内为输水管线设施安全保护区，禁止爆破、挖坑、取土、埋坟，堆放垃圾、物料，修建池塘、道路、建筑物、构筑物等影响输水管线设施安全或者占压输水管线设施的行为。在输水管线设施安全保护区周边，实施上述行为的，应当确保输水管线设施安全。

　　第二十六条 水库管理机构应当采取措施，保证汛期水库安全运行。防洪度汛方案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水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对水源枢纽工程、输水管线设施进行定期检查、检测、养护，发现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消除。发生紧急事故需要立即进行抢修的，可先抢修后办理相关批准手续。

　　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水库工程设施维修、养护、加固、更新等活动给予支持和配合。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市水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建立信息通报、定期联系、联合执法等协作机制，及时通报信息、协调工作，共同做好水源保护工作。

　　第二十九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范围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及保护水源宣传牌。

　　市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水源枢纽工程保护区、输水管线设施安全保护区范围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及保护水源宣传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移动、占用、损毁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及保护水源宣传牌。

　　第三十条 水库管理机构和水源地环境保护机构，应当分别建立健全巡查监测等制度，加强日常监管，发现影响水源保护的行为，及时进行查处。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管理机构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进入现场，调阅有关资料，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封存、扣押相关证据，约见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二条 水库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实际制定水源供应计划，科学合理调配水源下泄流量，优先保证城市供水，兼顾水库下游农业灌溉等其他用水需求。

　　水库管理机构应当将制定的水源供应计划及时抄告水库下游乡（镇）人民政府。

　　水库下游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水库安排的水源下泄流量计划，引导农民合理用水。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依法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一）在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水源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的；

　　（二）在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的；

　　（三）在准保护区内新建和扩建化工、印染、酿造、化学制浆、农药、电镀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体的生产项目，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的。

　　第三十四条 在水源保护区内设置化工原料、矿物油类及有毒有害矿产品的贮存场所，建设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堆放场所和转运站，建设无隔离设施的输油管道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在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市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以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产整顿。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在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使用剧毒、高残留农药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二）在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采取治理措施的，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三）在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或者将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向水体排放、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或者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采取治理措施的，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四）在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有毒污染物的车辆或者容器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标准，向水体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热废水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采取治理措施的，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五）在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设置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的堆放场所的，设置贮存工业废水、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坑塘、沟渠等场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六）在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利用不符合国家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水进行灌溉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七）在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向指定地点以外区域倾倒或者排放垃圾、污水、粪便的，责令改正，处以2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八）在水源保护区内水体中清洗船舶、车辆或者进行肥水养殖，在距水体50米范围内进行畜禽养殖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九）在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经营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十）在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个人在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或者损坏水源枢纽工程、输水管线设施的，由市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在水源枢纽工程保护区内爆破、打井、取土、挖砂、埋坟、挖沟、筑坝、设障、建造建筑物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二）在水源枢纽工程保护区内放牧、垦种、养殖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三）在输水管线设施安全保护区内爆破、挖坑、取土、埋坟,堆放垃圾、物料,修建池塘、道路、建筑物、构筑物等影响输水管线设施安全或者占压输水管线设施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四）非大坝管理人员操作输水闸门、泄洪闸门和相关设施，搬动水源枢纽工程护坡石、堵塞观测井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五）在水库灌溉洞出口和溢洪道出口至下游1000米范围内从事养殖、捕鱼、游泳、划船等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六）在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毒鱼、炸鱼、电鱼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工具和违法所得，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七）在水源保护区内围水造田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八）在一级保护区内挖砂、取土、埋坟、丢弃及掩埋动物尸体，放养畜禽、与水源保护无关或者产生污染的船舶下水、在水体中清洗衣物或者其他器具、水上训练以及其他水上体育、娱乐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移动、占用、损毁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及保护水源宣传牌的，由水源地环境保护机构或者水库管理机构按照各自管理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市环境保护、水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管理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具有行政处分权的部门责令改正，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依法履行职责，造成水体污染的；

　　（二）保护措施不当，造成水源枢纽工程、输水管线设施损坏的；

　　（三）对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水源枢纽工程保护区、输水管线设施安全保护区巡查不到位，发生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未及时制止并依法查处的；

　　（四）对水源枢纽工程、输水管线设施维修、养护不利，影响安全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渎职、失职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口供之必取是支撑我国“符合说”之证明标准理论成立的关键。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之后，我国的证明标准必将面临转型。对于那些被追诉者不予供述的案件，应当实行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对于那些被追诉者自愿供述的案件，可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一、“客观真实说”与口供之关系

在我国传统证明理论领域，“客观真实说”居统治地位。近年来虽有观点挑战此说，却未根本动摇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支配地位。“客观真实说”的经典表述是：“刑事证明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达到诉讼（案件）客观真实，即指公安司法人员在诉讼中根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要符合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1]在“客观真实说”者看来，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事实”：一是公安司法人员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一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诉讼活动的任务就是要达到这两个“事实”完全符合。如果这两个“事实”不符，案件就不能终结，或者需补充侦查，或者会久拖不决。一言以蔽之，“客观真实说”的实质是“符合说”。

一般来讲，对于现存的两个事物，我们可以将其进行比对，判断其是否相符。譬如，每个公民都有身份证，有关部门只要查验身份证并将其所附照片与本人进行比对，就能确定“我”是不是“我”，因为“我”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对于已经过世的前人，我们只能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确定其长相如何，却不能用比对的方法来判断其长相是否真的如此。对于已逝事物的真实性的判断，只能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而不能依赖所谓的“符合说”来确定其真伪。换言之，“符合说”不适用于对已逝事物或者事实的判断。

那么，按照“符合说”理论，所谓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在哪里？事实上，所谓“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是曾经发生过但已经消失的事实。恰如历史事实一样，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但现在已经难以重现的事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事实是一过性的，过去了，不会重演，所谓‘复原历史事实’，其实是用证据和推理构建‘关于事实的知识’。”“譬如一个反应司法无能的电影，它先已告诉你事实明明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法庭是判错了；但是历史考证上没有这样的便宜，那个‘明明’的事实，在历史考证上恰恰是最为‘暗暗’。人们常说‘认识要与事实相符’，但必须两个东西都在明处，才能看他们是否‘相符’；若‘事实’本身在暗处，又如何判断关于这个事实的多项知识中哪一项与其‘相符’呢？”[2]正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过去，不会重演，所以汤因比才说，“历史学家经常说的‘事实明摆在那让人使用’的说法是错误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在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些沿着道路堆积的事实。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产生相当的程度作用。历史的事实绝非存在于人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者事件。”[3]

显然，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案件事实，办案人员不可能通过“时空隧道”回到“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面前，将其与自己判断得出的事实进行比对，看其二者是否符合，而只能在证据基础上，形成自己所认定的“事实”。如果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即可确信其真实地发生过；如果证据不确实或者不充分，我们只能存疑待之，而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然而，多年来人们为什么对“符合说”深信不疑？这与口供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具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正是口供的必取，支撑了“符合说”的成立。只有真正理解了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才能真正理解“符合说”的实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被追诉者的口供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属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其并不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特殊法律效力，甚至立法还强调“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事实上，口供却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法律效力，在办案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办案必须拿下口供，否则侦查一般不能终结。在法定的侦查措施中，第一条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位列其他侦查措施之首。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为拿下口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恩威并用。相比之下，其他证据种类并非不可或缺。其次，口供常常是鉴别其他证据“真伪”的标尺，从而对其他证据种类具有统帅、整合作用，[4]其他证据则处于从属地位。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后，与口供能够相互印证者才会被采纳附卷，不一致者要么隐匿不用，要么做必要“加工”，使之与口供一致。再次，口供是有罪判决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尽管法院的判决书几乎很少说理，也很少对证据的采信及运用进行论证，但判决书中一般都会写“该犯（一直）供认不讳”，或者即使庭审中被告人翻供，也会写上“有书面供述在卷”等，以此说明判决的真实性。可以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口供既是证据，又高于证据；既是证据，又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事实。

口供地位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二：一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历史影响远未清除。在历史上，无论中西，口供都曾经占有至高无上地位。在欧洲，口供曾被称为“证据之王”，是最完善的证据，有此证据即可定案。[5]在我国古代，实行“定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口供裁判主义。受此影响，在我国实践中，取得口供就等同于破案。而没有拿下口供，即使其他证据确实、充分，一般也不能结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公安司法人员普遍意识里，口供就是事实，口供就是真相。有了口供就等于有了“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如果缺乏口供，就相当于缺少“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符合说”也就不能成立，案件就会陷入僵局。

由此，只有在被追诉者必须开口供述的司法体制下，“符合说”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而在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的司法体制中，“符合说”是不适用的。

二、沉默权之确立与“自由心证”之作用机理

自人类司法产生以来，追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刑事诉讼的目标。然而，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人类认识能力不同，确定事实真相的标准也不同。在遥远的古代，人们认为真相难逃神的眼睛，神谕的结果就是真相。[6]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真相存在于被告人的口中。在英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前，“排除合理疑问”的证明标准尚未完全确立，任何疑问都需要被告人开口才能澄清。[7]贝卡利亚也认为，“审查犯人是为了了解真相。”[8]司法人员为取得口供，残酷的刑讯是必需的，因此，一部以口供为中心的司法史，就是一部拷问史。

不可否认，真实的口供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大作用。但是，两点因素使口供中心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是由于种种原因，口供常常偏离事实而失真；二是强迫被追诉者供述不符合现代司法文明与人道精神。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后，司法官员再也不能从口供中求得事实真相。而只能依赖证据来还原事实真相，判断真相的证明标准过渡到了“自由心证”时代。那么，“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案件真相在哪里？就在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信念中。这一信念就在办案人员的心中。

沉默权之赋予标志着人类司法进入了以人权保障为特征的文明时代。但同时沉默权制度也客观上增加了办案人员定案的难度。因为被追诉者开口坦白总是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而在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只能以收集到的证据来确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口供中心主义时代，案件认定得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供的真实与否，而在自由心证时代，案件认定的正确与否则取决于法官心证的客观与否。因为法官的心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己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而“既有主观，就不免有主观主义的可能。”[9]所以“自由心证”制度的全部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的着眼点，均在于防止法官的主观臆断，尽量保证其判决的客观性。为此，在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其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基本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证据裁判原则，即案件事实只能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得来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国家几乎都实行证据裁判原则，强调裁判案件事实依靠证据，不再认可口供在裁判案件事实过程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其《改定律例》第318条规定：“凡定罪均须根据口供状”。到1873年将此条改为：“凡定罪均须根据证据”。在目前的日本，即使在那些被告人放弃沉默权而做出有罪供述的案件中，也要取得必需的证据，实行口供补强原则，而不认可口供具有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的效力。

为保证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贯彻，许多国家还同时实行审判公开原则、判决理由公开制度等，以便当事人、社会大众以及上级法院对法官是否遵循证据裁判原则进行监督。正如法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官应当在判决中对其内心确信作出表述，用诉讼案卷与庭审辩论中向其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来证明其内心确信是正确的。没有说明理由的裁判决定（判决），或者说明理由不充分的裁判决定，或者包含有相互矛盾之理由的裁判决定，均将受到最高法院的审查。”[10]

（二）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多在一些主观性较强的领域实行

拿体育比赛来说，在跳水、体操等主观色彩浓厚的体育比赛项目中，都实行多数裁判主体原则；而在一些客观性较强的项目如跳高、跳远等项目中，往往有一名裁判即可。在诉讼活动中，古代的口供裁判主义下由于实行拷问和“罪从供定”原则，只要取得口供即可定案，一个法官即可完成此项任务，因为被告人是否做出供述，一个人即可做出判断。但是，在实行自由心证后，由于缺少了口供，法官必须按照其他证据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做出判断，这无疑比依靠口供定罪的做法要困难得多。为了防止一个法官可能出现的主观臆断，实行自由心证的国家同时实行多数法官裁判的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并且要求法官的裁决必须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以保证判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知识是要求得到共同赞同的知识，全然不同于‘仅仅是一种’（主观的）看法。”[11]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客观性”与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有所不同。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是指与主观性完全对立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或者说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此处所谓“客观性”，是指与人的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一种“客观性”，其并不完全独立于人的主观性，也不与主观性相对立。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认识过程中的、不能脱离人的主观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比如，要求人的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证据；认识主体要中立、公正，具有自主性；认识结论要符合人类的一般经验与常识，能够获得同行的认可，从而获得共识。这种“客观性”是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客观性，而不是绝对的客观性。“与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具有更多的先验性，较少的相对性不同，有限的客观性是法律——或者任何解释性活动所能追求的唯一一种客观性，也是唯一值得我们关注的客观性。”[12]

在裁判活动中，这种“客观性”表现为认识主体达成的“共识”，即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其要求有二：一是裁判主体应当有多个，而不是一个或寥寥数个；二是判决要求裁判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比如，在美国，刑事陪审团由12名陪审员组成，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裁决的投票结果达到9票以上，死刑案件则要求全票同意，且要求12名陪审员都要投票。在法国重罪案件审判中，凡是做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一审时最少需要12名法官和陪审员中的8人投赞成票，而上诉审时则需要10票赞成。表决中空白票或无效票应当按有利于被告人的票数计算。我国香港的陪审团由7人组成，做出有罪判决最低要求5人同意，在废除死刑前，对于死刑的有罪判决必须是7人全体同意。

（三）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和复合主体

裁判原则并不能当然保证裁判的客观性，因为如果证据本身充满了主观随意性，裁判的结果仍然意味着主观臆断

为保证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都实行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这就是法庭审理的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合称。直接原则要求法官只能以法庭上直接调查过的证据作为裁判基础。言词原则要求对证据的提出和质证都要在法官面前以口头方式进行，否则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直接言词原则强调法官的亲历性与证据的原始性，禁止以控诉方提交的书面案卷材料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朗读侦讯笔录不仅违反实质的直接性原则，而且从真实发现的角度而言，并未接受诘问检验的侦讯笔录，其记载往往断简残篇、不一而足，单单由朗读侦讯笔录，根本难以还原证人当初陈述时的氛围，潜藏郢书燕说的危险，法院难以形成对抗侦讯官员的印象与心证之裁判基础。”[13]

直接言词原则还可引申出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并进一步要求裁判者具有独立自主性。集中审判原则要求审判必须持续而集中地进行，不得间断，直到法庭做出裁判为止。而在场原则要求从事法庭审理的法官必须始终在场，不得中途更换。只有贯彻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庭审中的证据才能发挥对案件事实的决定作用，而只有裁判者独立自主，也才能最终保证法官的心证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他们必须‘自主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科学只有在不受非科学家的干预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4]这种独立自主性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也适用于对事实的认定。

三、我国证明标准之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