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庆义诉争房屋案件处理意见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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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庆义诉争房屋案件处理意见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庆义诉争房屋案件处理意见的批复
1953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
1953年12月12日来呈收悉。我们认为刘庆义与原辽宁省教育会间的契约，由1929年到1944年即满15年期限。在满期后，因为日冠占据沈阳关系，未能收回。迄今刘庆义已多利用近10年。解放后该房应归全国人民所有，由人民政府收回，毫无问题。而刘庆义拒绝交房，显属不合。其对于该房产所有权的要求，应予驳回。至其所欠租金，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在其宅交房人情况下，稍加照顾亦可。
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关于处理刘庆义房产问题的请示 法督字第4923号
最高人民法院：
1929年刘庆义由原辽宁省教育会租得土地一段，建筑楼房一栋，坐落沈阳大街52号。当时双方订立契约规定租期为15年，除每年建筑主应纳地租大洋1860元外，期满后建筑物无偿由土地所有人收回。此契约订立两年后即逢“九一八”事变。1938年刘庆义又与伪满奉天县教育会重订契约，除将每年租金改为700元外，另外又规定新契约订立后，如有新建时，当租期届满新建筑物由土地所有人按时价收买，其他各项仍按原契约规定执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原教育会向刘庆义提出交房问题，双方争执未获解决即逢沈阳解放。解放后刘庆义仍依1938年订立的契约向房产管理局登记，当时由于该局工作人员马虎未发现原契约规定“15年满期后该土地上建筑物应由土地所有人无偿收回”。遂于1951年6月发给刘庆义房屋执照，确定了产权。当“三反”、“五反”运动中经群众揭发，市政府研究后于1952年收归公有。刘庆义拒不执行也不纳租，曾多次提出意见：认为原契约规定“每年交纳地皮租金，15年满期后由土地所有人无偿收房”，是带有封建剥削性质，不合理的契约，报上曾公布过，这样不合理的契约，如果有一方提出异议，应考虑更改。
我们对这个问题在处理上没有把握，特呈请批示。
1953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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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
作者：杨瑞英 Email:ruiney@sohu.com
内容摘要：在传统的民事侵权法律关系中，侵权人与被侵权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在环境侵权中，由于双方在信息掌控，经济实力等方面的现实差距，使得被侵害的权利得不到救济，出现了结果的非公平。环境法以环境社会利益为本位，转变了传统私法中以契约为基础的抽象平等，将人看成具体人，对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弱势主体一方进行倾斜保护。体现在法价值上是要从抽象公平走向实质公平。本文将这种实质公平作为一种新型公平进行研究，重点是通过对这种新型公平关系在环境侵权中实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来构建具体的法律制度，希望能对我国的环境法理论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 环境法 环境侵权 社会法 新型公平关系 实质公平 公益诉讼 归责原则 无过失责任
正文
中外法史中，公法与私法作为相对立的两大法域存在已久，然而，随着新型社会问题的产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已不限于简单的公法上的管理关系及私法中的平等关系，出现了不同于两者的新型社会关系，这类社会关系的产生促使了新法域的产生——社会法。市民法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社会法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这点在法的价值上体现为：市民法实现了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起点的形式公平，而社会法则要求实现结果的实质公平。环境侵权就是这类新型社会问题的一种，环境法也就成为这个新法域的一支，因而对公平的要求也不同于传统私法而要建立起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
一、 论题界定
（一） 对“环境侵权”的界定
众所周知，随着工业经济的日益发达，环境问题逐渐突显，面对这类新型的社会问题，传统的公法、私法却表现出了无奈：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传统公法无法直接干预这类从私法领域产生的问题；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传统私法也无力解决这类因其自身的价值本位观念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此时，环境法应运而生。因而，环境法的独立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环境侵权作为一类特殊的侵权关系也与传统的民事侵权区别开来，具备自己的特性：其一，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在价值判断上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 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往往伴随正常的经济活动及日常生产、生活活动的而生，在价值判断上是，属于有价值、有意义的合法活动，因此，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不能象对待民事侵权行为一样完全取消，而应该进行利益衡量；其二，环境侵权的不平等性， 这里得不平等指的是侵权关系中的当事人地位而言的，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多为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工商企业和企业集团，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农民、渔民、和市民，这也是与传统侵权主体间的平等性互换性完全不同的一点。其三，环境侵权的潜伏性、复杂性、广泛性、间接性，这是因为环境侵权须通过环境介质传播而且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显现。其四，环境侵权兼具公害性、私害性。 传统侵权是典型的“私害”侵权，在环境侵权中不仅有当事双方都确定的私害侵权，更多的是非特定污染者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侵权即公害侵权。基于以上环境侵权的特性，环境法在对传统侵权的个人本位否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本位观念——社会本位，即以社会利益 为环境法的基本观念或基本目的。法的本位不同导致对公平的要求和实现方式的各异。本文论述环境侵权中新型公平关系的前提是将环境法定位于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社会法，只有在这种定位下，才能体现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的与众不同和与往不同。
（二） 对“新型公平关系”的界定
首先需要指出，对于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主要主张如下：其一，环境法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二，环境法调整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三，环境法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调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对象之间的相互性、互逆性是形成法律关系的前提条件，人与环境之间不具有这种特性因而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本文论述的新型公平关系也仅限于环境侵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次，本文所指新型公平关系的当事人限于排污者与无端承受环境污染不利后果的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私法以“抽象人”的观念将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置于法律平等的地位，这样表面看来公平价值得到了体现，但这种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公平，污染受害者与排污者基于其社会地位、财力状况、信息掌控等多方面事实不平等的因素，造成污染受害者相对于排污者来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成为弱势群体，这种状况运用在传统私法中只能导致结果的实质不公平。这就要求我们将环境侵权中的当事人关系重新定位以达到实质公平。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力图突破传统私法的表面公平构建环境法实质公平的蓝图，促进环境法理论的发展。
最后，有必要谈一谈这种新型公平关系与环境法上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目前的环境法理论研究中对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涉及颇多，但对这种新型公平关系却涉者廖廖。笔者认为，它们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是从宏观角度研究环境法中的公平；而新型公平关系却从微观角度论证。新型公平关系是实现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因而为实现环境法上实质公平的终极价值目标，首先要研究这种新型公平关系。
二、 在环境侵权中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一） 必要性分析
1. 传统法律制度对新型公平关系的缺失，社会现实对新型公平关系的需要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理论，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相一致的，而且只有追求个人利益才会促进社会的利益。 因此，欲促进社会利益必须以最大程度上满足个人利益为前提。这种观念在法律思想上体现为个人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法律无不以保障个人利益为目标，以维护个人意志自由和个人权利的绝对化为任务。正是基于法律的个人利益本位观使得个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或趋利弊害的原则，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这样，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必考虑社会的利益，也不必考虑其自身的非经济利益，从而造成为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顾甚至损害社会利益的种种弊端。可见，传统法律以逻辑起点上的公平导致了结果的非公平，这在环境侵权中体现为：排污者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活动，却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后果，这种不利后果却要由全社会来承担，单个污染受害者由于缺乏起诉资格而被剥夺了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公平救济的权利。有鉴于现实的需要，环境法应顺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对其理论及价值观念作相应的调整，即应由个人利益本位观转向社会利益本位观，由追求起点的表面平等转向追求结果的实质公平。
2. 对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的必要性
倾斜保护主要是指保护弱者，就保护弱者而言，社会法是以一种特殊的标准衡量当事人的地位及分配利益。这种特殊的标准源于社会“弱者”身份的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分配，使这种分配结果有利于具有“弱势身份”的一方。 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基于倾斜保护的原则，对双方实行“不平等”的“差别待遇”，但这种“不平等”是对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本身存在的实质不平等的矫正，以此来实现结果的实质公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对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的必要性。
首先，从污染受害者（即环境社会关系中弱势群体）的角度有倾斜保护的必要性。环境污染具有面积广，时间长，受害者人数众多的特点，一旦有污染的发生，受害者又不能通过传统法律途径得到救济，如果新型制度不对这一缺失进行弥补，很可能会引起广大受害者的不满情绪，甚至会导致受害者的集体运动，这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这一角度看，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很有必要。
其次，从排污者（即环境社会关系中强势主体）的角度看倾斜保护的必要性。如前所述，在环境社会关系中，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由于他们之间的实质不平等，排污者在其中处于强势地位，如果法律不对其作出倾斜性限制规定，排污者就会利用其掌握的财力、信息等使受害者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这显然损害了社会公平。因此，从这一角度看限制强势主体利益、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有其必要性。
最后，从整个社会看其必要性。对弱势群体利益保护并不是为了平均强弱主体的利益，而是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仅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实现了社会的实质公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从而达到经济、社会、环境利益的统一，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打下基础。
3.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对新型公平关系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搞平均主义，反对两极分化，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这其中就有那些在宽松法律环境下靠排污等成本外溢型行业富裕起来者。扶弱济贫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现在我们应该正视这类实质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在法律上确定实质公平的价值目标，然后再构建实现实质公平的法律制度。
（二） 可行性分析
1. 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为实行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主观可行性
环境问题出现之初，人们虽然意识到环境在逐渐恶化，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这是对他们自身权利的侵害，因为在当时单个人对环境没有权利。随着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尤其是几次大的公害事件，污染受害者的人身、财产都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侵害，受害者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救济，但由于制度的落后性，受害者的权益未能得到救济。这种现实状况迫使受害者联合起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公害运动，并逐渐联合成环境保护组织，保护环境反对公害也由自发运动转变到自觉运动。至此，环境侵权关系中的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开始得到加强，对新型公平关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
2. 国家对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认识的深化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前提
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权利政治，它主张国家对个人的私生活干预越少越好，政府越小越好，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负责维护社会和平和自由竞争。然而，这种过分强调国家的消极无为的作法，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环境恶化和环境保护运动。在这种情形下，各国逐渐认识到了这种弊端，并在观念上从夜警国家转变成福利国家，国家职能也从权利政治转向公益政治。这种转变的目的在于 积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公法私法化的原因所在。在环境侵权中这种转变为实行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前提条件。
3. 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有力后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一定的经济后盾，且不言新型公平关系的实现，恐怕连基本的表面的形式公平都无法实现。现今，我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从物质享受转向精神追求，这一点在环境法上表现为：人们逐渐不满足于传统法律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表面公平，转而追求社会性的实质公平。可见经济后盾为实现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可行性。
4. 环保组织的兴起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经之路
近代个人主义的盛行一方面造就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恶化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更加深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于是，环境侵权关系中的弱势主体集结起来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即环保运动。随着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环保运动的展开，环境保护组织也逐渐形成。这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相对于受害者个人来说力量更集中，更有利于与强势主体进行对抗，从而达到矫正现代社会畸形发展所出现的强者——弱者实力显失均衡的状态的目的，保护弱势主体的利益，建立新的公平关系。
三、 新型公平关系在我国环境侵权中的构建
一项制度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而不能在具体实践中得到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基于以上对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要性可行性的分析，我们应该为新型公平关系构建其实现机制，本文拟从法律原则，司法救济等方面进行构建。
（一） 法律原则从平等保护转向倾斜保护
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的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已不是传统法律中地位平等的主体双方而是有强弱之分的两个群体，这一点决定了对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已无法适用“意思自治”、“平等自由”的私法原则来调整；同时也不能采用依法行政的公法原则来调整。由此应该建立环境法独立的法律原则：“保护弱者”和“倾斜立法”。 倾斜保护原则是在环境社会问题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已经定格化为一类特定的社会关系， 只有对利益进行再分配才能得以解决。倾斜保护原则将保护受害者的方式限定在倾斜立法上，在立法层面上对法律保护的利益进行重整，将一部分个别利益（即弱势主体的利益）提升为社会利益，并予以特别的关注。在效果上，倾斜保护原则是以环境侵权关系中当事人地位的实质不平等作为前提，并以这种不平等关系作为规制对象，是以一种不平等的原则矫正不平等的现象，从而使失衡的关系得以恢复，实现社会公平。为了贯彻保护弱者、倾斜立法的原则，环境法应该注重环境纠纷的公众参与与解决机制的作用。例如，西方国家林林总总的环保组织就在环境问题的处理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活跃，它们通过制定环境公约，组织集团诉讼，参与环境执法等活动积极促成了环境法保护弱者、倾斜立法基本原则的实现。
任何政策的实行都必须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成为首要目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倾斜保护原则一方面使社会弱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也允许当事人有相对的意思自治空间，因此，倾斜保护原则并未将优势者的获利以弱者的“得利”为一般的前提。
（二） 改变传统司法救济模式
传统司法中规定的严格的起诉人资格在环境法中已不适用，环境问题本身的特性要求放宽对起诉人资格的限制同时采用有利于弱势群体利益及社会公益的司法救济方式，这在各国的环境法理论及实践中都有所体现，本部分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意大利学者莫诺·卡佩莱蒂将“为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作为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一波。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由于受害者在经济实力，法律意识，信息掌握等方面与侵害者存在差距，致使受害者在寻求司法救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结果出现了受害者只能忍受环境侵害的不利后果而无力救济的局面，这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为了矫正这种不公平的法律现象，应当为弱势主体提供法律援助，以达到抗衡侵权者的效果，实现社会公平。在我国，目前这样的法律援助相对于日益增多的环境侵权纠纷来说还很少，即使一些法律工作者自愿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但由于资金来源有限，得不到政府有力支持等因素，致使这种援助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为了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政府社会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有力支持，并对提供法律援助者进行专门的环境法理念与技术培训，逐渐形成体系化社会化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促进中国法律事业的发展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
2.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纠纷从传统民法上的相邻、通风、采光等纯私益性质的纠纷发展到今天已相当广泛，而且早已突破私益的局限，越来越呈现出社会化的特性。这主要是由环境问题在时间上的潜伏性，地域上的广泛性引起的。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使得环境纠纷中涉及人员众多、地域分散，有时甚至会出现没有直接影响到单个公民的私益但却影响了国家或社会公益的现象。由于传统司法制度对起诉人资格作了严格限定，使得无人有权对于这类问题要求法律救济，为了保护环境公益，维护社会公平，应该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梁慧星教授认为，公益诉讼是指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是诉讼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没有直接损害原告的利益。 依此观点，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害环境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制度。作为一类新型的诉讼模式，环境公益诉讼应有其独特之处，具体如下：其一，原告范围拓宽，起诉人资格不应受传统诉讼法的“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原则上，为了社会环境公益任何公民、社团、检察机关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二，诉讼请求范围扩大。因为这里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诉讼请求的范围不应仅限于个人损失的弥补和其权利状态的回复，还要求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弥补和保护。其三，起诉人地位的定位。由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起诉人不是或者不全是为了自身的权益，而主要是为了国家、社会公益。那么在性质上，他们有别于一般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以及一般行政诉讼中的行政相对人，他们是以公益的名义起诉的，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即使是公民、社团也是代表国家对侵害环境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他们在这种诉讼中就是国家的代表，因而可以借鉴刑事诉讼中“公诉人”的规定来对待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即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其四，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环境公益损害的证据具有技术性、专业性强，一般为被告所掌握的特点，所以原告举证比较困难，为了鼓励更多的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将举证责任归于被告。其五，对胜诉原告的补偿及奖励。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社会环境的公共利益有时甚至与私人利益毫无关系，但其提起公益诉讼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给予原告适当的奖励，一方面是对原告付出的弥补，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违法者而言也是一种制约。这些制度的设定看起来是对环境侵权人的不公平，但其结果却是在不平等的起点上实现了实质的公平，维护了社会公益。
3. 确立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证人是独立的、中立的诉讼主体。证人证言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就自己所感知的与待证事实有关的情况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所作的陈述。证人证言对案件的审理判决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长期以来，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很低，证人作证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小，影响着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作了一些规定，明确了证人出庭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和惩罚，但这些方面的规定仍然不够合理、完整，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作证制度的规定
2012年３月１４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刑事证人强制出庭、刑事证人保护、刑事证人作证补偿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在立法上充实了我国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
（一）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了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范围。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可见，只有兼具上述三项条件，证人才有必要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条第二款规定了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作证或出庭后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
（二）规定了证人免证权。
未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前，我国并没有关于证人免证权的明确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证人的近亲属的免证权：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享有免于作证的特权。
（三）规定了证人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六十二条规定了司法机构应采取的证人保护措施，同时赋予了证人或者其近亲属在面临人身安全危险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保护的权利。
（四）规定了证人补偿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这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的证人只有出庭作证义务没有经济补偿的状况，明确了证人在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时候有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证人出庭作证，是其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证人因此付出的费用、受到的经济或其他损失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
二、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缺陷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会极大地改善我国证人出庭难的现象，推动我国的庭审改革。但是从我国的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的结合上看，证人作证制度还有缺陷尚待进一步完善。
（一）在刑事证人资格上，我国确立了以证人是否明辨是非和正确表达为标准，但是这一规定过于原则，表述也不够准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对证人不出庭的情形进行了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但条文第二款第（三）、（四）项过于笼统、含混，使得该规定成为了空头条文。刑诉法修正案未对刑事证人作证资格作出新的规定。
（二）对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仅是对刑事资格进行了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四种不出庭的例外情形，但是不够全面，也比较原则、宽泛，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这对于实施并规范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十分不利。
（三）证人免证权上，我国仅仅规定了被告的配偶、父母、子女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公务员、人大代表基于公职身份得知的国家秘密、医生基于职业性质得知的他人的秘密等，这类证人往往由于坚守国家秘密，坚持职业操守的原因不愿出庭作证，而法律并未规定这种情形下的免证权。
（四）在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上，我国规定的是由法院确定是否有必要强制证人出庭。此规定并未设置相应的程序，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在司法实践中则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自身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证人强制出庭的条件都被“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化解，又恢复了证人可不出庭的现实。应该设置证人可不出庭的程序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五）我国在刑事证人保护上，保护力度不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和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刑事证人保护具体由公、检、法三机关负责，此外证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上述三机关请求保护。上述规定没有区分公、检、法三机关的保护时限、证人保护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和证人保护的具体保护措施，容易出现公、检、法机关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同时，证人的财产安全如何保护，法律也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且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也没有规定对证人保护不利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使得证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六）在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上，我国明确了证人作证补偿的原则。没有绝对的权利，也没有绝对的义务，当法律要求公民尽义务而漠视其权利时，换来的只能是义务人对义务的漠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未修改前，证人只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而没有权利。证人出庭作证后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这使出庭作证的证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证人履行了义务，没有你得到相应的权利，又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客观上损害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后有获得补偿的权利，这是刑事诉讼法立法上的进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法律并未明确刑事证人经济补偿的标准和具体的实施办法。司法实践中，证人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职业，若不明确补偿标准，这一制度将无法得到很好的落实。
三、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的建议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国刑事诉讼庭审，随着《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的修改，刑事证人出庭难的状况将会得到不少改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难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解决这一难题应该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提高证人出庭率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考察国外证人作证制度，立足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就改进和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出以下构想：
（一）细化证人资格制度。
1、原则上规定每个人都有作证的资格，自然人只要具备必要的感知、记忆和表达的能力，就应该赋予其证人的资格，同时作例外的规定；2、 年龄、生理、精神上有缺陷的人也可以作为证人，其年龄、生理以及精神状况只是影响证言可采性的因素，因此不必将其排除在证人范围之外3、明确侦查人员以及其他特殊人群的作证资格。侦查人员对于通过侦查活动了解的案件事实，有资格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侦查人员不得拒绝作证。法院可以应控诉方或者辩护方的申请，或者依据职权主动通知侦查人员到法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
（二）证人出庭作证例外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例外制度适用范围包括如下情形：（1）证人已经死亡，或经查找确实下落不明，或丧失了作证行为能力，或在国外难以通知和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赶回法庭作证的；（2）证人身患严重疾病或精神疾病无法出庭；（3）证人年老体弱、行动极为不便利；（4）未成年人；（5）由于路途遥远，交通极不便利或由于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证人确实不可能到庭的；（6）控辩双方同意将该证人的书面陈述作为证据的；（7）证人在先前审判程序中所作的证言笔录，且该笔录记载的争议点与当前审判程序的争议点一致的；（8）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与其先前陈述不一致的，其先前陈述可以用来质疑其在法庭上陈述的可信性；（9）其他确属特殊情况，且经审查核实后，由法官报请法院负责部门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批准的，关键证人可以不出庭。
作者：杨瑞英 Email:ruiney@sohu.com
内容摘要：在传统的民事侵权法律关系中，侵权人与被侵权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在环境侵权中，由于双方在信息掌控，经济实力等方面的现实差距，使得被侵害的权利得不到救济，出现了结果的非公平。环境法以环境社会利益为本位，转变了传统私法中以契约为基础的抽象平等，将人看成具体人，对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弱势主体一方进行倾斜保护。体现在法价值上是要从抽象公平走向实质公平。本文将这种实质公平作为一种新型公平进行研究，重点是通过对这种新型公平关系在环境侵权中实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来构建具体的法律制度，希望能对我国的环境法理论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 环境法 环境侵权 社会法 新型公平关系 实质公平 公益诉讼 归责原则 无过失责任
正文
中外法史中，公法与私法作为相对立的两大法域存在已久，然而，随着新型社会问题的产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已不限于简单的公法上的管理关系及私法中的平等关系，出现了不同于两者的新型社会关系，这类社会关系的产生促使了新法域的产生——社会法。市民法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社会法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这点在法的价值上体现为：市民法实现了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起点的形式公平，而社会法则要求实现结果的实质公平。环境侵权就是这类新型社会问题的一种，环境法也就成为这个新法域的一支，因而对公平的要求也不同于传统私法而要建立起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
一、 论题界定
（一） 对“环境侵权”的界定
众所周知，随着工业经济的日益发达，环境问题逐渐突显，面对这类新型的社会问题，传统的公法、私法却表现出了无奈：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传统公法无法直接干预这类从私法领域产生的问题；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传统私法也无力解决这类因其自身的价值本位观念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此时，环境法应运而生。因而，环境法的独立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环境侵权作为一类特殊的侵权关系也与传统的民事侵权区别开来，具备自己的特性：其一，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在价值判断上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 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往往伴随正常的经济活动及日常生产、生活活动的而生，在价值判断上是，属于有价值、有意义的合法活动，因此，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不能象对待民事侵权行为一样完全取消，而应该进行利益衡量；其二，环境侵权的不平等性， 这里得不平等指的是侵权关系中的当事人地位而言的，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多为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工商企业和企业集团，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农民、渔民、和市民，这也是与传统侵权主体间的平等性互换性完全不同的一点。其三，环境侵权的潜伏性、复杂性、广泛性、间接性，这是因为环境侵权须通过环境介质传播而且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显现。其四，环境侵权兼具公害性、私害性。 传统侵权是典型的“私害”侵权，在环境侵权中不仅有当事双方都确定的私害侵权，更多的是非特定污染者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侵权即公害侵权。基于以上环境侵权的特性，环境法在对传统侵权的个人本位否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本位观念——社会本位，即以社会利益 为环境法的基本观念或基本目的。法的本位不同导致对公平的要求和实现方式的各异。本文论述环境侵权中新型公平关系的前提是将环境法定位于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社会法，只有在这种定位下，才能体现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的与众不同和与往不同。
（二） 对“新型公平关系”的界定
首先需要指出，对于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主要主张如下：其一，环境法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二，环境法调整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三，环境法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调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对象之间的相互性、互逆性是形成法律关系的前提条件，人与环境之间不具有这种特性因而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本文论述的新型公平关系也仅限于环境侵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次，本文所指新型公平关系的当事人限于排污者与无端承受环境污染不利后果的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私法以“抽象人”的观念将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置于法律平等的地位，这样表面看来公平价值得到了体现，但这种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公平，污染受害者与排污者基于其社会地位、财力状况、信息掌控等多方面事实不平等的因素，造成污染受害者相对于排污者来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成为弱势群体，这种状况运用在传统私法中只能导致结果的实质不公平。这就要求我们将环境侵权中的当事人关系重新定位以达到实质公平。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力图突破传统私法的表面公平构建环境法实质公平的蓝图，促进环境法理论的发展。
最后，有必要谈一谈这种新型公平关系与环境法上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目前的环境法理论研究中对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涉及颇多，但对这种新型公平关系却涉者廖廖。笔者认为，它们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是从宏观角度研究环境法中的公平；而新型公平关系却从微观角度论证。新型公平关系是实现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因而为实现环境法上实质公平的终极价值目标，首先要研究这种新型公平关系。
二、 在环境侵权中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一） 必要性分析
1. 传统法律制度对新型公平关系的缺失，社会现实对新型公平关系的需要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理论，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相一致的，而且只有追求个人利益才会促进社会的利益。 因此，欲促进社会利益必须以最大程度上满足个人利益为前提。这种观念在法律思想上体现为个人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法律无不以保障个人利益为目标，以维护个人意志自由和个人权利的绝对化为任务。正是基于法律的个人利益本位观使得个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或趋利弊害的原则，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这样，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必考虑社会的利益，也不必考虑其自身的非经济利益，从而造成为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顾甚至损害社会利益的种种弊端。可见，传统法律以逻辑起点上的公平导致了结果的非公平，这在环境侵权中体现为：排污者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活动，却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后果，这种不利后果却要由全社会来承担，单个污染受害者由于缺乏起诉资格而被剥夺了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公平救济的权利。有鉴于现实的需要，环境法应顺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对其理论及价值观念作相应的调整，即应由个人利益本位观转向社会利益本位观，由追求起点的表面平等转向追求结果的实质公平。
2. 对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的必要性
倾斜保护主要是指保护弱者，就保护弱者而言，社会法是以一种特殊的标准衡量当事人的地位及分配利益。这种特殊的标准源于社会“弱者”身份的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分配，使这种分配结果有利于具有“弱势身份”的一方。 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基于倾斜保护的原则，对双方实行“不平等”的“差别待遇”，但这种“不平等”是对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本身存在的实质不平等的矫正，以此来实现结果的实质公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对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的必要性。
首先，从污染受害者（即环境社会关系中弱势群体）的角度有倾斜保护的必要性。环境污染具有面积广，时间长，受害者人数众多的特点，一旦有污染的发生，受害者又不能通过传统法律途径得到救济，如果新型制度不对这一缺失进行弥补，很可能会引起广大受害者的不满情绪，甚至会导致受害者的集体运动，这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这一角度看，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很有必要。
其次，从排污者（即环境社会关系中强势主体）的角度看倾斜保护的必要性。如前所述，在环境社会关系中，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由于他们之间的实质不平等，排污者在其中处于强势地位，如果法律不对其作出倾斜性限制规定，排污者就会利用其掌握的财力、信息等使受害者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这显然损害了社会公平。因此，从这一角度看限制强势主体利益、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有其必要性。
最后，从整个社会看其必要性。对弱势群体利益保护并不是为了平均强弱主体的利益，而是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仅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实现了社会的实质公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从而达到经济、社会、环境利益的统一，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打下基础。
3.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对新型公平关系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搞平均主义，反对两极分化，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这其中就有那些在宽松法律环境下靠排污等成本外溢型行业富裕起来者。扶弱济贫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现在我们应该正视这类实质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在法律上确定实质公平的价值目标，然后再构建实现实质公平的法律制度。
（二） 可行性分析
1. 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为实行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主观可行性
环境问题出现之初，人们虽然意识到环境在逐渐恶化，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这是对他们自身权利的侵害，因为在当时单个人对环境没有权利。随着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尤其是几次大的公害事件，污染受害者的人身、财产都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侵害，受害者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救济，但由于制度的落后性，受害者的权益未能得到救济。这种现实状况迫使受害者联合起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公害运动，并逐渐联合成环境保护组织，保护环境反对公害也由自发运动转变到自觉运动。至此，环境侵权关系中的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开始得到加强，对新型公平关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
2. 国家对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认识的深化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前提
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权利政治，它主张国家对个人的私生活干预越少越好，政府越小越好，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负责维护社会和平和自由竞争。然而，这种过分强调国家的消极无为的作法，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环境恶化和环境保护运动。在这种情形下，各国逐渐认识到了这种弊端，并在观念上从夜警国家转变成福利国家，国家职能也从权利政治转向公益政治。这种转变的目的在于 积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公法私法化的原因所在。在环境侵权中这种转变为实行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前提条件。
3. 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有力后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一定的经济后盾，且不言新型公平关系的实现，恐怕连基本的表面的形式公平都无法实现。现今，我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从物质享受转向精神追求，这一点在环境法上表现为：人们逐渐不满足于传统法律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表面公平，转而追求社会性的实质公平。可见经济后盾为实现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可行性。
4. 环保组织的兴起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经之路
近代个人主义的盛行一方面造就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恶化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更加深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于是，环境侵权关系中的弱势主体集结起来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即环保运动。随着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环保运动的展开，环境保护组织也逐渐形成。这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相对于受害者个人来说力量更集中，更有利于与强势主体进行对抗，从而达到矫正现代社会畸形发展所出现的强者——弱者实力显失均衡的状态的目的，保护弱势主体的利益，建立新的公平关系。
三、 新型公平关系在我国环境侵权中的构建
一项制度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而不能在具体实践中得到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基于以上对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要性可行性的分析，我们应该为新型公平关系构建其实现机制，本文拟从法律原则，司法救济等方面进行构建。
（一） 法律原则从平等保护转向倾斜保护
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的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已不是传统法律中地位平等的主体双方而是有强弱之分的两个群体，这一点决定了对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已无法适用“意思自治”、“平等自由”的私法原则来调整；同时也不能采用依法行政的公法原则来调整。由此应该建立环境法独立的法律原则：“保护弱者”和“倾斜立法”。 倾斜保护原则是在环境社会问题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已经定格化为一类特定的社会关系， 只有对利益进行再分配才能得以解决。倾斜保护原则将保护受害者的方式限定在倾斜立法上，在立法层面上对法律保护的利益进行重整，将一部分个别利益（即弱势主体的利益）提升为社会利益，并予以特别的关注。在效果上，倾斜保护原则是以环境侵权关系中当事人地位的实质不平等作为前提，并以这种不平等关系作为规制对象，是以一种不平等的原则矫正不平等的现象，从而使失衡的关系得以恢复，实现社会公平。为了贯彻保护弱者、倾斜立法的原则，环境法应该注重环境纠纷的公众参与与解决机制的作用。例如，西方国家林林总总的环保组织就在环境问题的处理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活跃，它们通过制定环境公约，组织集团诉讼，参与环境执法等活动积极促成了环境法保护弱者、倾斜立法基本原则的实现。
任何政策的实行都必须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成为首要目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倾斜保护原则一方面使社会弱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也允许当事人有相对的意思自治空间，因此，倾斜保护原则并未将优势者的获利以弱者的“得利”为一般的前提。
（二） 改变传统司法救济模式
传统司法中规定的严格的起诉人资格在环境法中已不适用，环境问题本身的特性要求放宽对起诉人资格的限制同时采用有利于弱势群体利益及社会公益的司法救济方式，这在各国的环境法理论及实践中都有所体现，本部分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意大利学者莫诺·卡佩莱蒂将“为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作为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一波。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由于受害者在经济实力，法律意识，信息掌握等方面与侵害者存在差距，致使受害者在寻求司法救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结果出现了受害者只能忍受环境侵害的不利后果而无力救济的局面，这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为了矫正这种不公平的法律现象，应当为弱势主体提供法律援助，以达到抗衡侵权者的效果，实现社会公平。在我国，目前这样的法律援助相对于日益增多的环境侵权纠纷来说还很少，即使一些法律工作者自愿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但由于资金来源有限，得不到政府有力支持等因素，致使这种援助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为了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政府社会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有力支持，并对提供法律援助者进行专门的环境法理念与技术培训，逐渐形成体系化社会化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促进中国法律事业的发展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
2.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纠纷从传统民法上的相邻、通风、采光等纯私益性质的纠纷发展到今天已相当广泛，而且早已突破私益的局限，越来越呈现出社会化的特性。这主要是由环境问题在时间上的潜伏性，地域上的广泛性引起的。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使得环境纠纷中涉及人员众多、地域分散，有时甚至会出现没有直接影响到单个公民的私益但却影响了国家或社会公益的现象。由于传统司法制度对起诉人资格作了严格限定，使得无人有权对于这类问题要求法律救济，为了保护环境公益，维护社会公平，应该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梁慧星教授认为，公益诉讼是指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是诉讼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没有直接损害原告的利益。 依此观点，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害环境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制度。作为一类新型的诉讼模式，环境公益诉讼应有其独特之处，具体如下：其一，原告范围拓宽，起诉人资格不应受传统诉讼法的“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原则上，为了社会环境公益任何公民、社团、检察机关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二，诉讼请求范围扩大。因为这里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诉讼请求的范围不应仅限于个人损失的弥补和其权利状态的回复，还要求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弥补和保护。其三，起诉人地位的定位。由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起诉人不是或者不全是为了自身的权益，而主要是为了国家、社会公益。那么在性质上，他们有别于一般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以及一般行政诉讼中的行政相对人，他们是以公益的名义起诉的，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即使是公民、社团也是代表国家对侵害环境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他们在这种诉讼中就是国家的代表，因而可以借鉴刑事诉讼中“公诉人”的规定来对待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即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其四，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环境公益损害的证据具有技术性、专业性强，一般为被告所掌握的特点，所以原告举证比较困难，为了鼓励更多的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将举证责任归于被告。其五，对胜诉原告的补偿及奖励。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社会环境的公共利益有时甚至与私人利益毫无关系，但其提起公益诉讼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给予原告适当的奖励，一方面是对原告付出的弥补，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违法者而言也是一种制约。这些制度的设定看起来是对环境侵权人的不公平，但其结果却是在不平等的起点上实现了实质的公平，维护了社会公益。
3. 确立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证人是独立的、中立的诉讼主体。证人证言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就自己所感知的与待证事实有关的情况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所作的陈述。证人证言对案件的审理判决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长期以来，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很低，证人作证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小，影响着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作了一些规定，明确了证人出庭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和惩罚，但这些方面的规定仍然不够合理、完整，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作证制度的规定
2012年３月１４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刑事证人强制出庭、刑事证人保护、刑事证人作证补偿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在立法上充实了我国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
（一）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了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范围。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可见，只有兼具上述三项条件，证人才有必要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条第二款规定了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作证或出庭后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
（二）规定了证人免证权。
未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前，我国并没有关于证人免证权的明确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证人的近亲属的免证权：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享有免于作证的特权。
（三）规定了证人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六十二条规定了司法机构应采取的证人保护措施，同时赋予了证人或者其近亲属在面临人身安全危险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保护的权利。
（四）规定了证人补偿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这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的证人只有出庭作证义务没有经济补偿的状况，明确了证人在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时候有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证人出庭作证，是其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证人因此付出的费用、受到的经济或其他损失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
二、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缺陷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会极大地改善我国证人出庭难的现象，推动我国的庭审改革。但是从我国的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的结合上看，证人作证制度还有缺陷尚待进一步完善。
（一）在刑事证人资格上，我国确立了以证人是否明辨是非和正确表达为标准，但是这一规定过于原则，表述也不够准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对证人不出庭的情形进行了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但条文第二款第（三）、（四）项过于笼统、含混，使得该规定成为了空头条文。刑诉法修正案未对刑事证人作证资格作出新的规定。
（二）对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仅是对刑事资格进行了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四种不出庭的例外情形，但是不够全面，也比较原则、宽泛，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这对于实施并规范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十分不利。
（三）证人免证权上，我国仅仅规定了被告的配偶、父母、子女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公务员、人大代表基于公职身份得知的国家秘密、医生基于职业性质得知的他人的秘密等，这类证人往往由于坚守国家秘密，坚持职业操守的原因不愿出庭作证，而法律并未规定这种情形下的免证权。
（四）在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上，我国规定的是由法院确定是否有必要强制证人出庭。此规定并未设置相应的程序，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在司法实践中则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自身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证人强制出庭的条件都被“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化解，又恢复了证人可不出庭的现实。应该设置证人可不出庭的程序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五）我国在刑事证人保护上，保护力度不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和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刑事证人保护具体由公、检、法三机关负责，此外证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上述三机关请求保护。上述规定没有区分公、检、法三机关的保护时限、证人保护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和证人保护的具体保护措施，容易出现公、检、法机关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同时，证人的财产安全如何保护，法律也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且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也没有规定对证人保护不利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使得证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六）在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上，我国明确了证人作证补偿的原则。没有绝对的权利，也没有绝对的义务，当法律要求公民尽义务而漠视其权利时，换来的只能是义务人对义务的漠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未修改前，证人只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而没有权利。证人出庭作证后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这使出庭作证的证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证人履行了义务，没有你得到相应的权利，又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客观上损害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后有获得补偿的权利，这是刑事诉讼法立法上的进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法律并未明确刑事证人经济补偿的标准和具体的实施办法。司法实践中，证人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职业，若不明确补偿标准，这一制度将无法得到很好的落实。
三、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的建议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国刑事诉讼庭审，随着《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的修改，刑事证人出庭难的状况将会得到不少改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难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解决这一难题应该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提高证人出庭率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考察国外证人作证制度，立足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就改进和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出以下构想：
（一）细化证人资格制度。
1、原则上规定每个人都有作证的资格，自然人只要具备必要的感知、记忆和表达的能力，就应该赋予其证人的资格，同时作例外的规定；2、 年龄、生理、精神上有缺陷的人也可以作为证人，其年龄、生理以及精神状况只是影响证言可采性的因素，因此不必将其排除在证人范围之外3、明确侦查人员以及其他特殊人群的作证资格。侦查人员对于通过侦查活动了解的案件事实，有资格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侦查人员不得拒绝作证。法院可以应控诉方或者辩护方的申请，或者依据职权主动通知侦查人员到法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
（二）证人出庭作证例外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例外制度适用范围包括如下情形：（1）证人已经死亡，或经查找确实下落不明，或丧失了作证行为能力，或在国外难以通知和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赶回法庭作证的；（2）证人身患严重疾病或精神疾病无法出庭；（3）证人年老体弱、行动极为不便利；（4）未成年人；（5）由于路途遥远，交通极不便利或由于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证人确实不可能到庭的；（6）控辩双方同意将该证人的书面陈述作为证据的；（7）证人在先前审判程序中所作的证言笔录，且该笔录记载的争议点与当前审判程序的争议点一致的；（8）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与其先前陈述不一致的，其先前陈述可以用来质疑其在法庭上陈述的可信性；（9）其他确属特殊情况，且经审查核实后，由法官报请法院负责部门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批准的，关键证人可以不出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