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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文化建设漫谈

尹振国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法律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伴随着我们从摇篮到坟墓。“天行有常”,无法则乱,将悠悠万事纳入规则的调整范围使之符合正道,是人类智慧的体现。
鸦片战争以降，古老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之开始了近现代化的艰难转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的艰辛与盲目、痛苦与执著、血泪与战火难以详尽。在这一历程中，1901年沈家本主持修律开启了中国法治百年历史；在这一历程中,我们几乎移植了西方所有先进的法律制度, 想借此迅速步入现代化，但往往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同时,我们也几乎全部否定了我们的传统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但是宪政、法治之梦始终难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似乎堕入了一个怪圈：我们的传统几近灭失,民族的灵魂日益沦丧;同时,引进的西方制度又往往与传统自然融合,难以结出文明之果。人治的阴影如噩梦一样难以摆脱。
为什么这样呢?答案是在这背后是中国历史长时间封闭式简单循环式的发展,在简单循环背后是一种“让社会开放式进化制度”的缺乏。中国法治缺乏一种既固守优秀法律传统又容纳反映时代进步的先进价值观念的精神。”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
“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强则国强,奉法弱则国弱”，依法治国,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是中华民族百年法治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人历经屈辱和苦难的觉醒，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性认识。
法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轻权利重义务和伦理的特质里并没有融入多少法治的内容，传统社会是有法制而无法治。法律是可以移植的，仅仅是移植法律的生命（法律制度）是不够的，而且要移植法律的灵魂。法律的灵魂里灌注了公平、正义、仁爱、诚实、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宽容等基本价值。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的生长还需要法治文化的滋养。弘扬和培育法治文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亘古未有的伟大实践，同时又是一个艰巨实践。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巨大的社会转型，960万平方公里、近7亿农村人口、56个民族伴随着快速的利益分化。如何在社会急剧变化和社会观念激烈变化的环境中培育法律文化、建设法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因此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需要法治思想的传播、法律制度的构建和法治的实践，更需要法律文化的培育。
法院文化是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体现和反映法院实践活动和意识、思想的总的水平和成就，具有法官职业特点。法院文化不仅对法院工作人员加强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而且对增强法官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法律人的素质、密切法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展现法院形象、扩大法院的社会影响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作为置身于法院文化氛围中的法官，既是法院文化的创造者、实践者，又是法院文化成果的直接受益者。
一、法院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文化”一词很早就见诸于中国的古籍。《易经》上说：“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上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该，然后加诛。”晋人束皙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在这里，“文化”一词的主要意思是文治教化，与现代“文化”一词的意思相去甚远。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源于英语的“culture”,意思是“耕耘”、“培育”。1871年“人类学之父”泰勒对文化进行了权威的定义：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符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自此一个多世纪，人们对“文化”的概念研究日益深入，对其定义也是众说纷纭。但是考察诸多文化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文化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两个基本的要素。
下面我们说说法院文化。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法院，更遑论法院文化。现代意义上的法院在民国初年才出现。解放以后，由于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法律文化缺失，法院文化更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提出把“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以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蓬勃发展，法院文化才初见端倪。
按照上面对“文化”概念的勾勒和历史回顾，我们可以把法院文化界定为：以法官为主体的法院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以实现公正和效率为特征、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体现法院行业特点并得到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载体的综合。从广义上来讲，法院文化还包括法律规范的完善、司法体制的改革、社会公众法律素质的普遍提高、司法从业人员良好道德的形成。法院文化体现着法的基本精神，是传统法律精神和世界先进法律文化的交融，是献身人类正义事业的法律人优秀品质的沉淀。
根据文化学理论，文化一般由三个要素构成，物质要素、行为要素和心理要素，分别表达文化的物质实体、行为方式和精神观念三个层面。法院文化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分支，同样由物质要素、行为要素、精神要素三个不同层面成。
法院文化的物质要素是以器物的现实表现，是人们能够直观感受的，并能反映法院特点的物质实体，包括法院建筑、法官及其他司法辅助人员的服饰、徽章符号、法庭设置、组织机构、裁判文书等。
法院文化的行为要素是法院工作人员（主要是法官）基于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管理理念、群体精神以及思维模式等意识在行为上的具体表现，包括审判行为、内部管理行为、思维模式、社交行为等生活、职业行为规范。行为是心理的外在表现，是法律精神的折射。
法院文化的精神要素食法院在审判、管理、教育等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法院特征的意识和价值观念，包括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管理理念、群体精神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反映料法院群体的共同认识和追求，是法院文化的本质。
因此，法院文化犹如三个同心圆，外层是物质文化，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的，是法院文化的基础；中层是行为文化，是法院文化本质的折射；最里层是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灵魂，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法治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而且是一种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法院文化的建设既是一个现实推进的过程，更是一个理念的更新。因此，法院文化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结合，“崇尚法治理念，追求平等正义”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先进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一个美国企业家曾就企业管理说过这样一句话——二十一世纪，企业之间的竞争，最高等的就是文化的竞争。“美国通用公司首席执行官也曾说过，”文化的因素才是维护社会生产力增长的最终动力，也是没有极限的动力来源。”企业文化如此，法院文化更是如此。法院文化建设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一个法院的兴衰。以哥伦比亚法院系统为例，在1989年司法改革之前，世界银行对46个国家的司法体制进行评价，哥伦比亚居倒数第二，其法院文化是典型的官僚文化和老爷文化。法院的社会公信度和效率相当低下。法院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有61.2%的人对司法系统没有信心，85%的人不愿意到法院去打官司。在司法改革中，该国进行了有效的司法改革和法院文化建设。采取措施后，该国法院文化有了很大变化。世界银行对其评价认为：其法院文化已由官僚文化转变为参与、管理、服务、亲民的法院文化，成效相当显著。
古人云：“腹内诗书气自华”，意思是说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必定会无形中显示出灵魂深处美丽的人格和高雅的气质。可见，社会的人是迫切需要文化充实的。人如此，作为由人掌控的各行各业同样需要相应得行业文化的支撑才能科学地发展并立于不败之地。
法律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必须要有文化的滋养。作为国家的司法者法院，同样必须具备与法律相对应的法院文化。才不会背离法律精神。在经济社会日益市场化、全球化，法律日益国际化、人性化的今天，不断培养和弘扬法院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各项工作和队伍建设能不能上一个新的层次，首先在于是否具备现代化的司法意识的理念。说到底是一种文化。文化的提升是实现目标的关键。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是法院最珍贵的公众形象，也是法官毕生的追求。
人民法院承担着维护司法公正的神圣职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底线，应当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法院文化的核心是法官群体的价值观。法官群体的价值观是把司法公正作为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法官必须有一颗公正之心，必须严格遵守和公正执行法律条文，才能取信于民，才是司法为民。先进的法院文化，必须能够引导和激发法官的自觉公正行为，充分激发法官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挖掘人的潜能，最终促进审判工作的全面发展。人民法院工作的结果直接关系政治、经济、道德乃至人的生命和自由，由此需要法院明确自己的文化内涵，弘扬符合法院特点的先进文化，充分发挥文化的导向、教化、传播、标识等诸多功能，真正铸就一直职业化的法官群体，推进法院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二、法院文化建设的体系
法院文化建设既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又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长远规划，统筹安排，积极稳妥地推进。
1、法院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明确法院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确保法院文化建设方向的重要前提。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作为指引，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以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法院工作指导方针，以公正和效率为主题，以建立符合法院工作、审判工作规律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为重点，以提升法官素质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为关键，增强法院软实力，建设现代化的法院。
2、法院文化建设的目标 确定法院文化建设的目标必须立足本院的实际，把握法院工作的发展态势，把握法院工作的方向，稳步推进。为此，我们提出了“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创一流”的奋斗目标。“思路决定出路”，我们只有明确了奋斗目标，才能确保法院文化建设年年有新的进步、新的变化、新的业绩。
3、法院文化建设的任务 法院文化建设是法院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法院文化建设为重要契机，着力文化建院、文化兴院，大力提高法官文化素质、业务素质、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扎实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在法院初步形成一种务实的作风，一种宽松的氛围，一种进取的精神、一种上升的趋势；为法院各项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提升法院文化品味，着力打造亲民爱民法院，塑造法院形象，树立司法权威。
4、法院文化的功能
文化具有导向、凝聚、塑造、激励、辐射等功能。法院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法院文化的功能发挥的过程。
（1）导向功能 文化体系一旦形成，就建立起群体自身系统的价值和规范标准，必然对群体中的成员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成员接受共同的精神认知。因此， 法院文化在法官的个体的思想和行动上起着方向标的作用，它通过价值认同来引导法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
（2）凝聚功能 在现代社会，把个体凝聚起来主要是一种心理的力量，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文化通过共同的意志，以习惯、知觉、信念、动机、期望等微妙的文化心理来沟通内部成员的思想。同时，来自外部的压力和竞争也使成员作出凝集在群体之中的应然选择，增强群体成员的依赖感和归属感。法院文化是法院群体的粘合剂，它能形成强烈的向心力，引起法官对法院的归属感、使命感，对法律事业责任感和自豪感，以此，形成互相依存、荣辱与共的团体。
（3）约束功能 约束分为软约束和硬约束。硬约束是一种制度的约束、规范的约束；而软约束是一种文化的约束、内在的约束。文化约束是一种精神的约束，因而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约束。接受了先进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法院工作人员对其社会责任感和法院的未来发展等精神要素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法院的整体目标趋向一致，从而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4）激励功能 先进的文化能够教育人、激励人、引导人。先进法院文化能使法官深知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能产生职业的尊荣感和使命感，能够积极投身于追求正义的事业。
（5）辐射功能 法院文化一旦形成就有比较固定的模式，它能通过公正的司法活动，引导人民群众知法守法、息诉服判，使法院判决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它还能向社会辐射法官整体的价值追求、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以此展现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不断增强司法权威。另外，庄重典雅的法院建筑、庄严肃穆的法院服饰不仅会使民众感受到法律的神圣，产生对法律的信任和信仰，而且法官们克己稳重的行为、理性正直的形象能增强民众对司法的信服感。
所以，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才能增强推进法院文化的自觉性。法院应当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应当成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领路人。
5、法院文化建设的内容
法院文化建设的过程不仅是法院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而且是法治社会成长和完善的过程。
（1）培育先进的法院文化，必须培育具有人文特色的法院精神。
法院精神是法院群体共同价值观念、发展目标、管理哲学、司法理念的集中体现，是法院文化的灵魂，是激发法院群体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内在动力。
西方法谚说“正义如果有声音的话，裁判才是正义的声音”。法官是正义的输送者，法官的职责就是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定分止争、化解矛盾。法官应该把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生命和灵魂。
我院把“崇尚法治理念，追求平等正义”作为院训铭刻在院训石上，这是我院干警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为准则。
新 社 区 发 生 了 什 么
——从两个现代社区个案透析社区治理基础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新式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看到社区硬件面貌彻底改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社区基本性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什么制度价值？本文从我区石门二路街道达安城、新福康里两个社区个案调查状况出发，试图找出这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怎样影响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条件，并进一步指出地区政府在这种基础关系结构转型后应扮演什么角色，而这一点对于积累新式社区管理经验，以至“打造国际一流社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达安城、新福康里两个小区的基本情况
达安城小区和新福康里小区原来都是石库门旧式里弄，是近几年通过旧区改造在我区较早建成的新式小区。据我们的调查，达安城小区住宅共58414平方米，业主579户，新福康里小区住宅10.8万平方米，有主业1246户。这些业主或者通过回搬或者通过新购都取得了房屋的产权，是新小区的真正主人。两个小区业主全部入住后，相继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目前，达安城小区已是第二届业主委会员，有11人组成；新福康里小区也成立了第一届业主委员会，有13人组成。两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成立后，都与管理小区的物业公司（前者是上海达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后者是上海百事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与物业公司形成聘用与被聘用的关系。两个小区相同的是，所聘用的物业公司都继续了业委会成立之前的管理本小区的物业公司，而两个物业公司与原来的小区开发商都有某种关联。目前从整体上而言，两个小区的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关系良好，业委会对物业公司整体上是信任的，但有不满意的地方，达安城小区业委会对于物业公司就小区内开公司问题的处理情况不甚满意，新福康里小区居民因小区内盗窃案件不断发生以及物业收费较高而颇有微词。
二、城市社区基础产权关系的变革
我们知道，传统城市社区大多数的住房是由居民的工作单位分配的，居住者没有通过市场交易价格购买房屋，而是作为工作单位的成员进入居住区的，因而居住者不是房屋的产权人。房屋的产权属于居民的工作单位（集体）或者国家（由政府房管部门代表行使）。居住社区的物业管理权相应地被赋予了准政府性质的物业公司（由“房管所”转制而来），这些准政府机构代表政府拥有物业资源的占有、处置和受益权，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替政府承担着部分社会福利功能。居民或单位交出的物业管理费用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能平衡物业公司实际的支出成本，这些费用要么由政府贴补，要么由单位组织统一负担，甚至还可能由小区经营的其它收入（比如停车场、房屋出租等）来填补。正因如此，物业公司不仅视自己为当然的管理者，而且是身份和地位都高于居住者一方的，因为他们掌握着房屋资源的社会提供，是他们代表政府为居民提供了福利。在物业眼里，居民是一个准公共福利的享受者，是物业管理照顾的对象。居民不住，对物业的生存没有影响，但反过来，如果物业停止了工作，对居民的影响极大。如果居民希望保留楼前更多的绿地，希望减少油烟、噪音污染，希望建造自行车棚等，居民就必须或者通过请求其产权单位代表他们向物业交涉，或者集体通过信访的形式向物业呼吁。事实很清楚，是居民依赖物业的资产生存，而不是相反。物业与居民之间是纵向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不对等，居民无权约束物业，居民公共需要的能否实现基本上取决于物业的良心发现，而非法律的约束。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传统社区中，物业只承担了社区管理的部分职责，主要是房屋的拆建、修葺等，另外一部分管理职能，如垃圾清扫清理、卫生整治、小区安全等，是由政府机构（街道及有关部门）或准政府机构（居委会）来承担的。
在达安城和新福康里两个新式小区，我们看到，新的城市居住社区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居住者身份的变化，房屋产权已通过购买归属到个人或家庭。这样一来，旧的业主主体——单位、房管局或开发者已经转变成新的，他们是购买了房屋的社会集团或个人。于是，一种对等的市场关系就出现了：业主成为房屋的产权人，他们以管理费购买物业公司的保安、绿化、清洁等社会服务，物业公司则以提供服务作为交换，从业主的购买中获得生存。这个市场关系使得交易双方——物业公司和业主——的地位趋向“平等”，更准确地说，是趋向于各自权利义务的对等配置。业主的选择权被《上海市居民小区管理条例》合法化，这个条例明确承认，由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具有运用签署合约选聘物业管理公司的权利。这种居住者的选择权，显示了他们同物业不同以往的纵向关系性质：他们是由聘用合约联系起来的交易双方，成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这样的关系意味着，物业从一个准政府式的、有权力的社会管理者，转变为一般的、提供管理服务的社会单位。这意味着从前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转变成签约关系，各方具有权利义务的对等、从而可能相互约束的地位。很明显，这是一项权利配置的重构－转移过程，它改变着权利配置的规则，并在其基础上造就着新的社会关系。
三、新的社会公民组织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
随着城市社区产权关系的变化，对一部分稀缺的社会价值——资源、商品和劳务——而言，它的分配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参与分配管理资源“主体”方面的变化，是一些社会管理责任的开始转移，从政府、房管部门、单位或物业开发者等组织的单方面的责任转移到居住者为主要的责任方去了，但由于成本、时间和专业分工的原因，他们需要委托物业公司来代理这份管理责任。由居住者量多、分散且时间不一致，所以居住者需要通过一定的授权方式产生代表他们行使物业选择权、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的组织，这就在小区产生新的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他们代表居民，试图通过竞聘选择权参与对管理市场资源、劳务供给等有价商品即价值的分配。这是传统社区所没有的活动主体。
从达安城和新福康里两个小区业主委会员的章程及运作方式，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兴的社区公共组织，在产生和授权方式、内部结构、权利行使依据、权利内容、经费来源及对其评价方式等方面，与政府组织或政府任命的公共组织有质的不同。业委会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于业委会行使的权利与业主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业主们对行使业主代表和业委会委员的选举权都非常慎重，这与一些政治选举明显不同。业委会委员的权利严格来自其所代表的业主们的授权，其工作成效（权利行使的当与不当、职责履行的到位与不到位）的唯一评价主体也是其代表的业主们，业主们对不称职的委员只要履行规定程序即可撤换，这与行政组织自上而下的权力产生和评价方式正好相反。业委会的内部结构是真正的委员会制，严格实行一人一票，业委会主任并没有多于其它成员的权力，他的个人意见也不能影响其它成员的投票，主任的角色是召集人，这与行政组织的首长负责制差异巨大。
业委会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变化：由居民组织处理居民共同的事物，显示了组织化的社会联合由私域向公域的变动。它要求分享某种社会权利，但这种社会权利的目标在社会财产的管理方面，它要做的是通过聚合并代表产权人（居民）的利益，达到维护其产权利益的目的。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类公民组织试图进入公共管理领域，承担公民财产管理的责任，从而来替代一直以来由指定的组织如房管所转制物业公司、街道、居委会等组织的社区公共利益的管理职责。
更有意义的是，业委会这类社区公共组织的出现，除了增强居民自治意识，减轻政府的社区管理责任压力，而且还创造出了新的社区公共空间，产生新的公共利益。在传统观念里，私人利益与公有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相对立的，而在新式社区我们发现存在一种既不是私人利益，也不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新型社会空间，即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是可以公共分享的“私利”的整合，它具有非个人性、非国家性、非政府性。举个达安城小区管理的案例来说明：有的居民要求禁止养狗，这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因为它无法和同意养狗的居民共享这种利益。但是居民要求“保护绿化”或“防止污染”就不同了，它们同样是“私利”，但有了居民公共利益的性质，因为这种利益可以与任何其他居民分享。从表面上看，这些主张与增进自己的私利有关，但它还符合公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其它原则；如果个人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包括被要求人）相一致，这种利益就具有了某种公共性质，因而受到社会制度的正当保护。
四、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式变化——从身份到契约
新的活动主体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预示着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在传统社区，居民总隶属于一个单位，即是所谓的“单位人”，他取得住房是基于他单位的身份，他行使社区管理权也是基于身份向其单位组织提出。而在新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式的完全不同了，居民取得参与资格是基于购房合同获取产权，居民通过契约授权给业委会行使其业主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业委会通过签约来委托物业公司代理行使社区管理权。由于契约关系，业委会与物业公司形成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分配社会资源的规则发生重大变化，物业公司需要通过竞争获得这份管理资源，但竞争的标准是服务质量的高低，而不是他在政府体系中级别、地位、以及和政府关系的远近。这样，对于物业管理市场资源的分配，就由从前的政府分配转变为由产权人（居民通过竞聘物业的活动）来分配。而这一点，又成为物业公司负责（代理）对象改变的原因，过去它们仅向自己的上级负责，现在转变为向居住者负责。这意味着，他们由前者的代理转变为后者的代理。
就社会关系转型而言，居民通过一个个签定合约的行动，实践着一些现代社会的规则——自主、选择、对等、参与、公共授权、公民责任、行动的法律依据等，他们改变了以往一切依赖组织的习惯。正如19世纪英国法制史学家亨利·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所说，“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区居民通过契约，发展出了对于共同事务的处理（管理和控制）责任以及运用这种责任平衡强弱力量不同社会团体的能力，整合了公民共同利益，强化了公民基于合约基础建立的信任、监督和自我控制关系，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公民自治，是朝向法治社会的基础性变迁。
五、地方政府在社区转型中应扮演的角色
虽然前面的分析，表明了在新式的达安城和新福康里小区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是通过合同建立起聘用与被聘用的平等契约关系，业委会对物业公司具有选择权，但是如果某个业委会对聘用的物业公司不满意，想要换一家物业公司来管理小区，业委会是否能“炒掉”物业公司，我们深感疑虑和担心。《南方周末》2000年5月1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业委会炒不掉物业公司”，介绍了浦东清水苑小区业委会想炒掉严重不合格的“畅苑物业”由于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干涉而未果，这说明我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我们的调查中，确实发现相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代表业主利益的业委会是非常弱势的一方，物业公司与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之间具有某种相关。
我们认为，在目前新式小区发展出的新型社会关系与原有的宏观制度仍相抵触的情况下，作为地方政府（包括居委会这样的准政府组织）要在产权冲突中坚持保护和支持原则，尊重法律，尊重当事人契约，而不是相反。比如，前述清水苑小区业委会炒物业的案例（虽然我们调查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也完全有发生的可能）中，是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否决了业委会（代表业主们）脆弱的竞聘物业权，这不仅直接损害清水苑小业主的权利，而且损害了《上海市居民小区居住条例》的法律权威，破坏了确定性，鼓励了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的盛行，刺激了极端行为的发生。清小苑小区业委会竞聘物业不成，试图发起居民拒交费用的行动，来增加压力。如果这种争议是在某个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之间展开，它还可能演变成一个有“国家和社会”冲突涵义的事件。争议的扩大、扩散和升级，不仅损害了行政的权威和效率，而且对建立社会合作有负面影响，它激励的是社会对政府的依赖，而不是社会的自我依赖、约束、管理和监督能力的发展。从清水苑物业方面来看，如果政府的介入很有用，那么所有的物业公司都会想方设法采取各种行动，不断繁衍着寻租行为。在业主无选择权的情况下，无论物业卸责问题多么严重，也不可能让它付出代价，反过来，政府还要付出相当精力不断来“抓”物业公司提高服务质量。结果是政府的不当干预，保护了不进取的物业公司继续占有社会资源，增加了政府从事社会管理的负担和协调成本。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会”，在我区达安城、新福康里等新式社区产生的这种契约型社会关系无疑为居民自治奠下物质基础，并且由可能由这种社区内契约进一步发展出社会契约，这将是在城市悄然发生的历史性进步。但是这种契约关系仍然很脆弱，它受到了国家某些没有变革的宏观制度的阻挠，作为基层直接管理社区的政府，要看到社区的这种社会基础性关系的变化，并支持、保护它们的发展，严格依法进行管理。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建立现代社区的最基本契入点，并有可能朝向国际一流社区发展。

作者：李克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
现供职于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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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xiang104@citiz.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