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实施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制度暂行办法

上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告（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下一篇: 证监会关于做好基金管理公司１９９９年年度审计和报告工作的通知

对我国《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不同理解

张爱民 秦昌东


2004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安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以下方式承担民事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民事责任。”对该规定最直接的理解是：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超过的限额的部分，由受害人和侵权人根据各自责任的大小予以分担。至于说保险公司在赔偿案件中所处的诉讼地位以及对受害人请求是否能够抗辩等问题则不予考虑。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交安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一、用语不严谨。
保险责任的承担基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订立了保险合同并由约定保险事由的发生而产生。虽说保险合同的订立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是适用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但就合同的性质来讲，保险合同仍然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种意定的民事合同，必须有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意为要件。只不过由于保险行业的特殊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采取的是一种格式条款的规定。根据我国保险合同的性质和保险法的规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并不是一种强制性保险，只不过是在机动车的年检过程中，由于车辆管理部门的要求，必须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合同方可以检车，第三者责任险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且不说《交安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在事实上进一步确立了保险公司的行业垄断地位（因为确定了机动车年检必须要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尽管第三者责任险是由保险法调整的一种自愿选择的险种），单就从专业术语来看，没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一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交安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并不存在，保险公司可以拒绝承担责任。
二、原则不规范。
根据《交安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事故造成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先在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才由侵权人和受害人根据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从该规定可以确定，在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范围内，无论受害人对造成的损失是否有过错，其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只有超出限额的部分，受害人才可以根据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这样的规定到底是为了保护受害人还是放纵了受害人？根据我国侵权赔偿的通说，行为人应当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民事责任，贯彻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该两项规定即是对过错责任原则的体现。《交安法》第七十六条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受害人对造成的损失是否承担责任，完全取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范围。同样的事故损失，同样的过错程度，如果保险合同商定的保险金额高，超出了事故造成的损失，受害人则不承担责任。如果保险合同商定的保险金额底，低于事故造成的损失，受害人则需要承担民事责。受害人是否对损害承担责任要看他的运气如何，取决于侵权机动车是否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以及保险金额高低。《交安法》确定的是由侵权人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了事实上的严格责任原则（虽然是由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但保险公司是基于与侵权人的保险合同关系而承担的一种转承责任）。从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来说，《交安法》所确立的这种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限额来确定受害人是否对损失承担责任而不是根据过错程度来确定受害人是否承担责任的严格责任原则与我国民事侵权法律中的过错责任原则相违背。同时，从法律渊源上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是基本法律，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是一般法律。《民法通则》由全国人大制定，《交安法》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在法律适用上应当优先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无论从民事侵权法律归责原则还是从具体的法律规定来说，《交安法》第七十六条有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实属立法不足。
三、规定不明确。
根据《交安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受害人通常会一并诉讼保险公司。在适用该法律规定中，司法实践出现了混乱。首先混乱的是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现在的通常做法是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或者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无论是何种诉讼地位，结果是一样的，均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确认保险公司的被告地位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地位均有不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种侵权之诉。能够成为侵权之诉被告的应当是侵权行为人或者依据法律规定对行为人行为承担责任的人。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既不是侵权行为人亦不是行为人的法定责任人，其只与侵权人之间存在一种特定的民事合同关系——保险合同关系。受害人与保险公司没有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险公司与侵权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与受害人与侵权人之间的侵权之诉既非同一亦非同类，因此将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将保险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同样有不妥之处。之所以要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是基于保险公司与侵权人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无论赔偿多少，保险公司都需要与侵权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分担。从这个方面来说，保险公司与侵权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的处理结果利益是共同的。如果排除保险公司权利人的地位或者排除保险公司的抗辩甚至是主张权利，则可能对保险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不排除受害人与侵权人在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内恶意串通取得保险金行为的存在。比如，受害人的损失是6万元，保险限额是10万。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的赔付率是80%。如果按照正常的赔偿程序，保险公司在赔偿6万后，可以向侵权人主张20%，即1.2万。实际赔付4.8万。如果受害人和侵权人串通，确定的损失为10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对受害人有精神损害的，存在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弹性条款），则保险公司赔偿10万后向侵权人主张20%，即2万，保险公司实际赔付了8万。所以将保险公司置于该诉讼地位同样不妥。
其次是法律关系的混乱。由保险公司参加的诉讼中，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即受害人和侵权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与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法院通常会详细审查受害人和侵权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比如诉讼主体、侵权事实、损害事实等），对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只作一般的审查，即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有无保险合同关系以及所保的第三者责任险的最高限额。最莫名其妙的是，法院根本不审查受害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保险公司和侵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保险公司参加了诉讼，可根本就没有解决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险公司和侵权人若协商不成，还需要通过诉讼进行解决。将归责原则和承担责任的方式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放在同一诉讼之中而又不确定其中一种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复杂了司法活动。我国合同法规定代位权与第三人履行制度，《交安法》的该项规定不属于代位权的行使，也不属于第三人履行债务，地位尴尬。
第三，条文理解上的混乱。根据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予以赔偿。倘若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保险公司已经及时对侵权人的损失进行了赔付，而且是按照最高限额赔付的。对受害人于赔付以后起诉的损失是否仍然需要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没有明确。一种意见认为，基于以人为本的立法思想，该规定主要是针对受害人的损失而制定，保险公司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要求保险公司先行承担赔偿责任是因为存在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将来还是需要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责任的。既然保险公司已经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了责任，则不需要再承担责任。对该条文还存在不同理解的是，受害人的损失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交通事故发生后，只有机动车一方的损失，机动车一方是否也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要求机动车一方必须以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确认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交安法》第七十六条从用语、原则、内容上来说，都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学习工会法再认识工会的性质

张喜亮


修改后的《工会法》，对工会的性质之界定仍然沿用九二《工会法》第二条原有的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如何认识工会法的性质，是一个关乎贯彻执行工会法和能否发挥工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之根本问题。多年来流行的一个“共识”就是：工会是一个阶级性和群众性相统一的社团组织。所谓阶级性就是指，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所谓群众性就是指，工会是由职工群众结成的组织。把工会是“工人阶级性”和“职工群众性”相统一的社会组织，应当说，这正是建国以来的几十年中，中国工会进退两难、无以适从，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诸多领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源所在。
一、工会不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而是由“职工”组成的。
把五○《工会法》对工会组织的规定和九二《工会法》对工会组织的规定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不再把工会认定为“工人阶级”的组织。
五○《工会法》第一条规定：“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结成的群众组织。”很显然，这里把工会组织认定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的组织对象是“工人阶级”。之所以这样认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意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取得了胜利，刚刚建立了政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对社会进行阶级的划分，《共产党宣言》认为近代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到这样的程度，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工会则自然是工人阶级群众组织。
九二《工会法》对此做出了修正，认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成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这里明确地指出了组成工会的主体，即：“职工”。工会是“职工”组成的，而不再是“工人阶级”组成的组织。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特征。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再坚持以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社会。由此，对工会这样的社会事物也就还其本来面目，确定组织的主体是“职工”。如果说认定工会是之“工人阶级”的组织，是一种抽象的政治化的话，那么，承认工会首先是“职工”组成的群众组织，则使中国工会更加生动具体而鲜活了。
五○《工会法》认定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这里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概念实际上，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先进组织”而言的；工会则不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而是由工人阶级“群众分子”组成的。两者都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区别在于“先进性”和“群众性”。九二《工会法》与五○《工会法》不同在于，并非认定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组织而是认定为“职工”组织。其中，“群众组织”这个概念并非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组织而言的，而是与结成工会的主体“职工”相一致的表述。职工结成的组织就是“群众”组织。
二、工会是具有“工人阶级性”的组织
五○《工会法》规定，工会是由“工人阶级”组成组织，五○《工会法》第一条规定：“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结成的群众组织”，即“工人阶级”是组成工会的主体。九二《工会法》则修正为工会是职工自愿结成的群众组织。很显然，九二《工会法》不再认定组成工会的主体是“工人阶级”。但是，工会这样的组织在当今中国并非一般的群众组织。工会与妇联等群众组织虽然都是社会团体，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与职工自愿组合的兴趣组织如棋牌协会等也是根本不同的。从阶级的观点分析社会，那么，把所有的职工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话，职工这个“群体”就构成了工人阶级。并且职工作为一个整体肩负着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的历史使命。
再者，工会组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建的，工会所代表的不仅是个别职工利益和要求，更代表职工整体利益和要求；职工的整体利益是职工利益要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维护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没有了这个最高利益的要求，在中国这样特殊是社会制度中，就很难奢谈职工的个体利益和权益。
由此可见，九二《工会法》规定的，工会是职工自愿结成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这个“工人阶级”的界定，反映的是工会组织与其他社团组织区别的特性，是一种特征性的描述，而不是工会组织本质的界定。五○《工会法》对工会组织的认定则是“工人阶级”组织，其所谓“工人阶级”则是对工会的本质界定。九二《工会法》对工会的本质界定则是职工自愿结成的“群众组织”，即职工组织；其中，“群众组织”的“群众”，不是一个特性表述而是本质表述，与结成工会的主体“职工”是一致。
三、只有职工才可以成为工会会员
我们说工会是具有“工人阶级”特征性的职工群众组织，还表现在对工会会员资格所做的法律规定。
九二《工会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由此可见，工会组织对象是非常广泛的，几乎容纳了一切从事职业劳动的人们，工会是由各色职工组成的群众组织。从会员资格之法律规定而言，工会是具有工人阶级特征性的工人组织而本质上不是工人阶级组织。
依照其章程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组织，并且是由工人阶级中的最先进的分子组成的。因为它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其成员不必定是“职工”或者说是“工人”。农民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且不说，那些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民营资本家和各种投资人，也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旧中国有一些资本家因其支持共产党的革命而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在改革开放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新中国，扩大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以后，一些企业主也可以成为共产党员。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其组织的本质。作为阶级，则不拘泥于其既有或现在的身份，而更注重的是思想的阶级性和行为的认同性。即便是私营企业主，只要他思想上“先进”，行为上促进社会“进步”，就可以申请加入共产党。在我国，可以说不论是那个阶级的分子，都可以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共产党不同，工会的会员资格是法定的。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加入工会，成为工会会员的法定资格首先是“劳动者”，不是所有的劳动者都可以加入工会，而是特定为“以工资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劳动者。农民不可以加入工会，那些企业主和其他非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主要来源的人，无论其是否具有财产，也无论其思想先进与否；无论其行为如何端庄，也无论其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一概不得加入工会。劳动法对工会的规定更显示了其组织的本质：“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四、再认识工会性质的意义
工会组织的“工人阶级性”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观的反映。
马克思指出：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他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1页）。恩格斯指出：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页）。由此可见，工会是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其伟大的社会理想而发现的组织群众的力量，这个组织的阶级性也正是由此价值概念所赋予的。承然，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之历史进程中，工会也认同了阶级性的价值概念。然而，随着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尤其是现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改革的过程中，工会以及共产党也开始深刻思考工会的阶级性问题。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不认为工会最初就是“工人阶级性”的组织，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的革命组织力量，利用工会这种组织形式，把工人团结、凝聚起来，强化其工人阶级意识，由此，工会成为工人阶级组织。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理论，工人真正实现其利益，必须进行阶级的革命，只有阶级的革命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永远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此可见，工会原本是工人群众组织，有了马克思主义才使其赋予了工人阶级性。
关于工会性质的探讨，可以说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一直没有间断过，且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在我们国家的50年代中后期，执政党也一度提出了为“工会消亡”而奋斗的目标，且在县级工会付诸实践。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对工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社会工会存在的必要性，在理论界都进行过热烈是讨论和激烈的争论。可见，对工会性质的认识，关乎一切工会活动乃至存亡的问题，也关乎国家的发展进步问题。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人们对工会性质的认识也越来越趋于客观。2001年10月27日颁发的修改后的工会法，对工会的性质之规定进一步强调了工会的“职工”性，修改后的工会法第二条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其中强调的是，工会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职工”权益的维护者；并非代表和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权益。
正确认识工会组织的性质，首先有助于处理好工会与共产党的关系，使工会作为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发挥得更好；其次，有助于工会明确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更好地完成其社会责任。在国家改革的关键阶段，正确定位工会是具有工人阶级性的群众组织，有助于工会在协调劳资关系、预防劳资矛盾、缓解劳资冲突、稳定社会秩序发挥更大的作用。修改后的工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这就要求工会必须履行基本职责，坚定不移地站在职工的立场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合理的利益要求，从而在稳定社会的大局中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不是这样认识工会的性质，那么，势必在劳资矛盾的冲突中无所适从，进退维谷；由此，则难以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发挥有应有的作用。

（作者介绍：中国工运学院 副教授 法学硕士，民建北京市法制委员会委员；吉林市人 1963年4出生 主要著作：《中国工会四十年》、《劳动法律实务》、《工会法简明教程》；主要文章《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等。研究方向：劳动法、工会法、劳资关系与工会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