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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法律改革取法日本的原因分析

刘红军
安徽大学法学院，合肥 (412008)


【摘 要】：中国古代传统法律以儒家宗法伦理价值为内在精神，以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律结构体系为其外部形式，这种传统法律曾经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枪炮声，20世纪初叶晚清政府从增强国力、延续其统治的愿望出发，开始法律变革，中国传统封建法律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律转型。传统西方列强与日本都成为清廷羡慕与效仿的对象，而诸国之中，日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日本能对清末法律改革影响如此之大，本文将对此作出分析。

【关键词】:清末修律 取法日本 原因
一、清末推行法律改革的历史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使中国蒙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从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打破，中国国门洞开，更加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实施清末修律的最直接动因主要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压力。赔款削弱了清政府的经济实力，大量的割地求和损害了清政府的领土主权，而众多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的出让使得清政府偏安一隅的统治极为不安。
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的一项司法特权。它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驻外领事等机构，对在半殖民地国家领土内的本国侨民，根据本国的法律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制度。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侨民，在成为民事、刑事诉讼中的被告时，只能由该国在中国的领事按其本国的法律裁判，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德国、日本等20余个帝国主义列强先后通过条约或者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相继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为了行使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了由其驻华领事充任审判官的领事法庭，审理轻微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对于比较重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则由各国设在邻近中国的附属国法院或其本国法院审理。领事裁判权对国家属地优越权的侵犯，使中国的政治和法律遭到巨大损害。当中国公民成为民事或者刑事诉讼的被害人或者原告人时，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却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列强在华犯罪侨民或者民事侵权人往往受到庇护。其直接后果是，外国在华的不法侨民愈来愈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的反抗愈演愈烈。
为了增强国家的实力，延续其统治，清政府绞尽脑汁，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以实业救国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成为了泡影，清政府不得不寻求制度救国的途径。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聚集了社会中大量要求学习烈强、改变法制的能量。清朝末年颇有影响的一些知识分子也积极呼吁变法。面对着各方面的压力，1902年5月13日，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终于发布谕旨:“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变法已成定局，清政府不得不派人出国，寻求良策。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以求找到维系清政府集权统治的良方。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人在1905年4月24日《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指出：“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臣等奉命考订法律，恭绎谕旨，原以墨守旧章，授外人以口实，不如酌加甄采，可默收长驾远驭之效。” [1]由此可见，清政府选择了以收回治外法权为突破口的变法自强。
二、取法日本的原因分析
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钵、尚其亨五大臣分两路考察政治，一路赴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一路赴美国、俄国、德国、意大利等。1907年，再次派考察政治大臣达寿、于式枚，分别考察日本、德国宪政。但是以从英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治外法权为直接目的的清末法律改革为什么没有直接效法英美而是钟情于日本呢?
（一）维护君权在封建集权中的霸权
从五大臣分两路考察政治后的结论即刻明白，五大臣评价和取法西方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择各国政治之中与中国政体相宜者”，即以当时中国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政体作为评价西法的标准和决定采取何种态度的依据。戴鸿慈、端方考察美国后认为“美国以工商立国，纯任民权，与中国政体，本属不能强同”。[2]348载泽对英国考察后认为英国国王权力很小，行政权也归内阁所有，“英皇无形之影力”，且“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严密”，故结论为“自非中国政体所宜”。[2]349（载泽、戴鸿慈考察日本后认为，“政柄操于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2]347（大有一见如故和相见恨晚之感，这与清政府不谋而合。戴鸿慈考察德国后认为德国皇帝拥有广泛的权力，与中国最相似。在五大臣考察列强后，清政府出于保留封建君权的目的，做出了“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决定。清政府希望用皇权的意志和力量对社会进行改革和重组，运用列强先进的法制武器来巩固统治。
(二)日本胜利的巨大诱惑
除了维护君权在封建集权中的霸权外，日本在短短10年间取得了两次战争的巨大胜利也大大地刺激了国人。日本几十年前还是一个弱国，与西方列强交战还是战败国。但是明治维新、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迅速崛起的现实极大地刺激了晚清政府和国内的知识界，变法成功的日本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其政治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自然成了同样急于摆脱尴尬地位的中国人效仿的对象。“甲午一战使向以天朝大国为尊的清王朝大为震惊，举国上下受到极大的刺激……其原因一是在历史上日本曾经为中国的藩属国，近代以来也一直受西方列强的欺凌，经过明治维新后其国力大增，不得不让清廷刮目相看……于是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青年急欲至日本探究日本速强的原因，而清廷中的一些大员也欲借鉴日本的经验，使中国的变法取得速效”。[3]“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是岂徒慕欧之形式而能若是哉?其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故国势日张。非偶然也”。[4]袁世凯等都认为取法日本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经济成本的原因
清末的财政状况非常吃紧，而战败赔款更是雪上加霜，贫穷的财政使得花在变法上的钱也是少之又少。由于地域较近，效法方便，晚清直隶籍重臣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里讲的十分明白：路近省费，易考察；文字、风俗相近，易懂和易仿行。在经济成本的影响下，张之洞，沈家本，袁世凯等朝廷大员都大力推动赴日留学，赴日留学与日剧增。中国官民对日本的游历和考察形成了留学以短期为主、长期为辅，游学以考察与听课相结合的相对固定模式。据统计，晚清数年间直隶地区赴日游学和游历两项人数总和累计达数千人之多，[5]由此可见留日之甚。
日本教习的较低薪水也是原因之一。除了派员赴日研习之外，清政府还直接从日本聘请教习赴华任教。同英美等国家的教习相比，除少数名教习以外，日本教习的薪水较低，这使得清政府更愿意聘请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根据日本外务省在明治四十二年所编的《清国佣聘本邦人名表》，月薪高于300元的日本教习仅占总人数的17％左右，而欧美教习的月薪普遍在300元以上。[6]
(四)翻译人才紧缺的原因
清末刑律改革过程中，外国刑法书籍翻译工作一直是修订法律馆的重要内容，但精通外文人才紧缺。如同梁启超所言：“日文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60—70％的语言都用汉字书写。”[7]沈家本也说“各国法学各自为书，浩如烟海，译才难得，吾国中不多见”，“日本则我同洲、同种、同文之国，译和文非若西文之难也”。[8]从开馆译书到改革停止，据粗略统计，大约共翻译了103种法律书籍，其中日本占38种。大量日本刑法书籍的传人和发行，不仅清朝立法者懂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刑法，而且社会各界也了解了中西刑法，有利于缓解刑律改革的社会阻力，扩大了社会影响，对修订刑律是一种大促进。正如沈家本所说：“夫今日法律之名词，其学说之最新者，大抵出于西方而译自东国。”[1]2153这样，由于翻译人才紧缺的原因，日本就成为了中国学习西法的最主要的国家。
(五)日本政府的推动
由于日本与我国同种，与我国民交往时排斥较小，也无宗教信仰的冲突，加之日本与我国国情相近，民俗相仿，日文也与中文相通较多，比西文易学，故甲午战争后我国人民在渴望变法救国的大环境下都愿意向日本学习。
日本政府出于削弱俄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并最终称霸中国的需要，从明治维新后，特别是从1895年起加强了从外交上对清朝的经营，拼命向中国推销其变法成就，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如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就曾公开向日本政府建议倾全力吸纳清国留学生，这样做的好处是“修习法律、文学的学生等，必会依旧日本的制度来筹划清国将来的发展。事若至此我国势力在大陆的影响，岂不无可限量”![9]日本的劝诱，引起了急于变法的中国人的积极响应。就这样，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效法日本的浪潮。据学者统计清末民初留日的法政学生总数大致在4000人左右，可见当时取法日本之盛。
三、结语
清末救亡图存的法律变革中，传统的法律体系被船坚炮利迅速撕毁，清政府在惊慌失措中作了大量的尝试。在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失败后，面对着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接受了变法的道路。在面对众多的岔路口时，被迫变法的清政府做出了取法日本的选择。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传统列强和法制先进的欧美诸国?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不愿意变法的情况下，在没作好变法的精神准备下，在没对变法的困难作出充分的估计和应对下，在财力匮乏和人才奇缺的情况下，清政府被急于变法的社会推进了变法的时代洪流中，不得已选择了一条成本最低的道路。
这场变法以巩固清政府的中央集权为目的、以收回治外法权为直接动因，清政府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成本最低的变法道路，而这一切又对变法的目的和效果埋下了隐患。清政府希望以最小的成本来巩固它的千秋大业，但却开启了中国法律向近现代转型的大门。清末法律改革最终体现为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程序推行的全方位的法律变革。

参考文献：
[1]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6：348．
[3]丁相顺．晚清赴日法政留学生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再思考[J]．金陵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卷。
[4]沈家本．寄移文存卷六•新译法规大全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金淑琴．直隶省新式教育发展概况[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32．
[6]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17．
[7]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405．
[8]李贵连．沈家本传[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82．
[9]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26．



山东省中共青岛市委


青发[2004]21号

关于印发《中共青岛市委决策执行监督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



各区、市党委，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党委（党组），中央、省驻青各单位党委（党组），青岛警备区党委：
　　现将《中共青岛市委决策执行监督工作规则（试行）》印发给你们，望认真遵照执行。执行中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告市委。


　　　　　　　　　　　　　　　　　　　　　　　　　　中共青岛市委
　　　　　　　　　　　　　　　　　　　　　　　　　　2004年12月24日


中共青岛市委决策执行监督工作规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市委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及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中的决策、执行、监督，是指市党代会和市委全委会、常委会、专题会或现场办公会对事关全局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作出的决策及其执行和监督。
　　第三条　决策、执行、监督应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第四条　决策、执行、监督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四）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五）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第二章　决策

　　第五条　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六条　决策的主要内容：
　　（一）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大方针政策及重要会议精神的意见；
　　（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重要部署；
　　（三）市委年度工作要点；
　　（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包括地方立法规划和重要法规等方面内容）；
　　（五）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
　　（六）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
　　（七）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
　　（八）重要人事安排与奖惩；
　　（九）统一战线及人民团体工作；
　　（十）事关全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及需要研究的其他重要问题。
　　第七条　完善决策机制：
　　（一）充实完善调查研究制度，坚持先调研后决策。注重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大企业、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其他社会决策研究力量的作用，搞好调查研究。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重大决策课题，可由相关部门委托有关专业机构进行，也可以向社会公开招标。
　　（二）成立青岛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建立市委与全市各行各业专家沟通联系渠道，发挥专家队伍优势，对关系青岛市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重要决策、重大项目，特别是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决策前应责成有关方面认真组织专家论证，进行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
　　（三）建立重大决策征询意见制度。采取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信函等形式广泛听取各级党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充分利用电话、网络、群众信箱、新闻媒体等渠道，及时收集广大群众意见和建议。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除依法应当保密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应由有关职能部门向社会公示；需听证的，由政府部门按职能组织听证。
　　（四）推进人大参与决策、政协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的原则，重大问题决策应由有关方面事先征求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意见。对人大议案、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建议案应根据实际和法定程序认真采纳。
　　（五）建立健全决策信息反馈机制、决策后评估机制和纠错改正机制。及时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反馈，根据跟踪反馈情况适时调整和完善决策。
　　第八条　决策主要程序：
　　（一）确定议题。市党代会议题由市委全委会确定。全委会议题由常委会确定。常委会议题由书记确定，或由书记委托副书记确定。市委专题会或现场办公会议题由常委根据市委有关精神确定。其中提交会议讨论决策的重大议题，应由分管领导或部门先行组织力量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或评估论证，并在充分酝酿、征求意见和协商的基础上提出方案，有的问题应提出两个以上可供比较的方案。方案提出后，应根据第七条有关要求和实际需要广泛集中民智。
　　（二）会前准备。会议议题及会议日期确定后，有关部门应准备完备的会议材料，送市委办公厅审核。除临时召开外，会议的召开时间、议题，应提前通知与会人员，会议材料一般应同时送达。
　　（三）会议讨论。讨论发言应突出重点、畅所欲言、简明扼要，意见相同不重复发言。对因故未能到会的，可用书面形式表达。
　　（四）会议表决。全委会、常委会表决时，赞成票超过应到会委员人数的半数为通过。未到会委员的书面意见不能计入票数。对市委委员、候补委员作出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必须由全委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并经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常委会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全委会时予以追认。
表决可根据讨论事项的不同内容，分别采取口头、举手、无记名或记名投票等方式。决定多个事项的，应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和表决方式应记录在案。
　　决策的重要问题应形成会议纪要。
　　（五）凡需要提交人代会或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事项，应按照法定程序要求办理。

第三章　执行

　　第九条　决策执行事关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积极研究探索推动决策执行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
　　第十条　市党代会作出的决策由市委全委会负责落实。市委全委会作出的决策由常委会负责落实，市委常委会作出的决策由各位常委按分工负责落实。涉及跨分管工作范围的重点工作，原则上由一位副书记或常委为主牵头负责，相关常委密切配合。
　　第十一条　建立责任体系，保证政令畅通。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市委决策进行责任分解，尽可能量化为可执行、可操作、可监控的目标责任体系，明确分管常委和责任部门，规定完成时限和标准。
市党代会、市委全委会、市委年度工作要点等重要决策以目标责任分解形式印发执行；市委常委会决策事项以常委会纪要和常委会决定事项通知形式印发执行；专题会议决策事项以市委专题会议纪要和专题会议决定事项通知形式印发执行；其他决策事项以市委交办事项通知形式印发执行。
　　第十二条　加强决策执行情况综合协调、督促检查。常委应根据各自分工，定期加强工作调度，分析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协调各方面关系，及时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确保决策顺利实施。
　　第十三条　创新执行方式方法。坚持调查研究、蹲点检查、典型示范、以点带面等方法，推动工作。坚持常委联系基层、联系群众制度，了解基层群众疾苦，加强工作指导，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重视和发挥新闻媒体在促进执行，推动工作中的作用。
　　第十四条　建立健全报告工作制度。党代会作出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可以适时在一定范围内报告，也可以届满时向新一届党代会报告；全委会作出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适时以全委会决策进展情况专报形式在一定范围内报告或在下次全委会上专题报告审议。常委会工作情况每年向全委会报告一次，日常工作每月以督查专报形式报告；常委个人工作情况一般每半年向常委会报告一次。
　　凡经社会公示或听证环节作出的工作部署和重大决策，其工作进展情况应及时向社会公布。
　　各区市党委、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党委（党组）对事关全局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情况以及重大问题，应按规定时限向市委报告或请示；遇有突发性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
　　第十五条　发挥督查部门在保障和推进决策执行中的作用。创新督查方式方法，采取随机抽查、暗访和动态监控等形式，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定期分析和预警。建立通报反馈制度，每半年对决策目标完成情况通报反馈一次。
　　第十六条　建立决策执行修正反馈制度。在决策执行中对需要调整修正的，分工常委和责任部门应及时向市委提出意见建议。市委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决策，使之不断完善。
　　第十七条　严格工作纪律。市委委员、常委应坚决执行市委决定，不得有任何与市委集体决定相悖的言论和行为；委员、常委对集体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保留意见，也可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未经市委集体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个人不得通过讲话或文章等形式擅自对外表态。

第四章　监督

　　第十八条　加强对决策制定和执行的监督，确保决策科学民主，执行落实到位。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突出党内监督，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政府专门机关和司法监督，群众和舆论监督，绩效考核监督。
　　第十九条　党内监督。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加强和改进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完善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述职述廉、重大事项报告、询问质询等制度，其中常委民主生活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按规定应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每半年书面报告一次，常委述职述廉每半年举行一次，市委工作情况通报会根据需要召开。充分发挥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的作用，加强纪律监督。建立党代会提案制度，积极探索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建立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
　　第二十条　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政府专门机关和司法监督。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专门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支持和保证政协依照章程开展民主监督。建立向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工商联定期通报工作和征求意见制度。加强对市委常委会和常委履行经济责任及其经济活动效益情况的审计监督。对市委决定的事关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重大项目和经济活动，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要提前介入、全程监督。
　　第二十一条　群众和舆论监督。建立社会对决策执行情况评价制度。在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情况下，邀请群众代表对决策制定和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并采取一定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正确引导新闻媒体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工作。
　　第二十二条　绩效考核监督。坚持年终考核与日常考核、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领导评估与社会评估相结合，简化考核环节，规范考核程序，增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可操作性，切实提高绩效考核的准确性，发挥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激励约束作用。
　　第二十三条　建立健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集体决策失误的，追究主要领导责任；因个人原因导致决策失误的，追究其相应责任。因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决策失误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四条　常委不执行或擅自改变集体研究决定，未按分工履行自己的职责，给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应追究责任。各部门各单位对市委决策拒不执行或因执行不力，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应追究责任。监督检查职能部门，未履行相关职责，致使执行、监督不力，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应追究责任。
　　第二十五条　在责任追究中，按照职责和干部管理权限，提出处理意见。需要追究党组织责任的，责令其纠正或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需要追究党员领导干部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处分，对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涉及追究副市级以上领导干部责任的，按程序上报上级党委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各区市党委、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党委（党组）可参照本规则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由中共青岛市委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