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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４日　甘政发〔１９８８〕１５７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省农作物品种管理，加速合理利用育种和引种新成果，因地制宜地推广优良品种，实现品种布局区域化，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上成立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地、州、市和省农垦主管部门成立农作物品种审定小组，业务上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领导。


　　第三条　各级农作物品种审定组织，由同级农业行政部门、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农业院校以及粮食、种子标准、科技管理等有关部门和育种科技人员代表组成。委员会（小组）设主任（组长）一人，副主任（副组长）若干人。


　　第四条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下设麦类、杂粮、经济作物（油料、棉、麻、烟、酒、糖、药）、园艺（瓜、果、蔬菜）、绿肥等专业审查组，由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聘请各方面专业科技人员组成。地、州、市可根据需要设立专业组。


　　第五条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同级农业行政部门专设机构办理。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农业事业费预算。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列入同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预算。


　　第六条　农作物品种审定组织的主要任务：
　　１．审议有关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办法。
　　２．审定所属范围内育成和引进新品种的增产效果、经济效益、抗逆性能以及适应地区和相应的栽培技术。
　　３．领导和组织品种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工作。
　　４．对已推广的品种和新品种的示范、繁育、推广工作提出建议。
　　５．向省或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推荐参加全省或全国区域试验的品种和报审品种。
　　６．处理有关品种审定工作的其他事宜。


　　第七条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定跨地区推广的新育成或引进的新品种。地、州、市和省农垦农作物品种审定小组分别负责审定本地区和农垦系统范围内推广的新育成或引进的新品种；对报省审定的农作物新品种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根据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结果，结合本地的自然条件和耕作制度，审议本地区农作物品种的示范、繁育、推广和品种布局计划。如发现某品种不适宜本地区推广时，应提出复审或停止推广的意见。


　　第八条　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应按自然区域结合耕作制度、生产管理水平等情况，布点进行。
　　经过区域试验对有希望的品种，可进行生产试验。


　　第九条　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分别在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和审定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由省农科院、地、州、市农科所和同级种子部门共同负责主持办理。在进行生产试验时，还应吸收育成或引进单位参加。地、州、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小组要将设在本地区所属范围内的省级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纳入各自的试验计划之内，进行检查督促。


　　第十条　省上未统一组织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的育成新品种，育种或引种部门可与当地种子管理部门联系，按规定就地组织试验。如地区亦无力进行时，育种或引种部门可自行设点进行试验，并与所在地区种子管理部门联系取得验收和认可。
　　对外引品种，须在品种比较试验的基础上，同一生态类型地区，以当地主要推广品种（或主栽品种）为对照，进行不少于两年的多点（三点以上）生产试验，并取得所在地区种子管理部门的验收和认可。


　　第十一条　报审品种的条件：
　　１．经过连续２～３年的地区以上区域试验和１～２年生产试验（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可交叉进行），在试验中表现性状稳定，综合性状优良的；
　　２．在产量上高于当地同类型主要推广品种原种１０％以上，或经统计分析增产显著的；
　　产量虽与当地主要推广品种相近，但品质、成熟期、抗逆性等一项乃至多项性状表现突出，有特殊利用价值的；
　　３．能提供一百亩以上的播种量的原种种子、杂交种还要能提供配制五十亩以上、繁殖十亩以上播种量的自交系或亲本的原种种子（蔬菜等杂交种，提供的亲本种子可适当减少），不得带有检疫性病虫害的；
　　４．品种报审前，在育成或有关单位的指导下，要有一定的示范种植面积。常规品种，小麦一千亩以上，其它作物二百亩以上；杂交种一百亩以上，蔬菜一般五十亩以上。


　　第十二条　报审品种应提供以下材料：
　　１．品种来源、选育经过、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资料以及同行鉴定验收的审评意见等；
　　２．品种特征、特性（包括抗逆性）及品质分析鉴定资料；
　　３．品种植株、果穗和籽粒、果实的照片和实物标本；
　　４．栽培技术要点（要附具体试验资料或调查对比资料）；
　　５．主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单位的意见；
　　６．杂交种应提供自交系或亲本品系的系谱资料及制种技术资料。


　　第十三条　审定程序实行由选育、引进单位或个人申请，主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单位推荐，品种审定委员会（小组）审定的办法。
　　凡符合报审条件的品种，由选育、引进单位或个人，根据有关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填写“农作物品种审定申请书”和“申请审定品种说明书”，报所在地区品种审定机构进行审定。省农科院、大专院校和省直属农业学校的报审品种，经本单位科技鉴定组织严格审查后，亦应按品种的适应范围分别报审。


　　第十四条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各专业审查组是委员会重要的预审机构，对报审品种分别进行认真负责地审查，提出审查意见，由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择优审定。


　　第十五条　经批准推广的品种，在生产利用期间，育成单位要根据种子更新需要，及时提供一定数量的原种。
　　经审定未通过的品种，如选育单位或个人有异议时，可进一步提供有关资料，申请复审。
　　已批准推广的品种，在示范、繁殖过程中发现新问题时，有关单位应及时向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小组）提出，必要时可重新进行审议。


　　第十六条　经审定通过的新育成品种名称，由选育单位或个人提出建议，省、地品种审定委员会（小组）审议定名，报请批准后，统一编号、登记、建立品种档案，并分别报全国或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备案。
　　引进品种一般采用原名，如原未定名（只有品系编号），自国内引进品种，可征得原选育单位意见，给予定名；自国外引进品种，应报请主管引种部门统一译名。
　　提纯复壮品种，不另行审定命名。


　　第十七条　经审定推广的新品种，在生产上有显著增产效果，对其选育、引进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繁育推广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由农作物品种审定组织向有关部门推荐，给予奖励。


　　第十八条　未经审定批准推广的品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推广，不得作为推广新品种申请报奖，不得在报刊、电台宣传。擅自推广并在生产上造成损失者，申请材料弄虚作假、窃取成果者，酌情予以批评或处罚。


　　第十九条　经省审定通过的品种，由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报请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布后，由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发给品种合格证书。
　　地、州、市和农垦部门农作物品种审定小组审定通过的新品种，应报同级政府或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发布，由审定小组发给品种合格证书，同时报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备案（附审定通过的新品种材料一份）。


　　第二十条　本办法的审定范围，原则上适用于所有农作物品种。但对果树等作物，本办法规定中的某些不适用部分，将另作补充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３年公布的《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同时作废。

“法治观念”与“依法治国”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近年来，随着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制）国家”研究和宣传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治国方略。人们已不再讨论人治与法治。对法的认识，也已经由“法制”转向了“法治”。早在古希腊时，亚里士多德就曾给法治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法治应包含双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1]法治国家是相对人治国家而言，是依法治国所追求的目标。而依法治国就是依照表现为法律形成的人民意志来治理国家，即治国的主体是人民，其中“国”应包括全国公民，并且首要的应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器。笔者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争议颇多，但如果从法治观念层面对中国法治建设进行相关性的阐述，可能会有些益处。
法治（the rule of law）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都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从秦王朝“法治”一页翻起，“春秋决狱”史不绝书，法律日益沦为经义之附庸，实用之工具。新中国成立后，“法”仍只是在暴力惩治的功能上被强调，只不过由帝王之器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的武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法治才逐渐被视为一种价值追求，成为法律至上的信仰。
依法治国（the rule by law）也称为法治国（lagal state，law - based state，）。据认为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2]显然这里的法律不是法治中的法，而是指来自人民的公意。下面，笔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二者的区别。
首先，从哲学伦理角度来看。如果说人性恶学说是法治和依法治国共同的哲学理论假设的话，那么人权哲学则是二者在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所在。天赋人权理论是法治的逻辑基础，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的基本价值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法制的价值观正体现在对自由、正义等基本人权的坚定信念中。而与天赋人权理论相对的君权神授理论是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君权神授理论认为权利是高高在上的，立法者的意志，是主权者的立法权的产物和表现。
其次，从二者的起源形式上看。法理学认为，法治是自然法理学的一部分。法治的思想渊源于十二、十三世纪的欧洲，因为当时欧洲有着较发达的法。[3]而依法治国是实证主义法理学的一支。康德的不可知论以及意志化法律思想是其最初的思想渊源，之后德国形成不同的依法治国理论，[4]也就是说，依法治国最初是在德国发展的。在德国，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紧密结合的，形成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人实行依法治国，坚持法律意志论，用法律来“正义”他们的意志，制定“著名”的“纽伦堡法”，以法律的名义剥夺基本的人权，给历史，给世界留下惨痛的教训。
再次，从对法律的认识与要求来看。自然法理学将法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人定法的指导和来源，与自然法理学相应的法治本身承认也要求人定法必须服从于更高的自然法，制定的法律必须合乎自然法的普世原则，即尊重基本的人权。依法治国则坚持实证法学的法律意志论，认为立法者的意志是法律的最高渊源，法律被看作是所有人或政府服从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亦即所谓的法律工具主义，但却否定法律本身的目的价值。依法治国好似康德的国家法律理论，从立论表面看似自然法，实是法律实证主义。[5]他们说统治者的权利可以变更法律，使自己高于法律之上。可见，依法治国只是徒具形式的“伪法治”。
最后，从二者目的或价值上来看。法治的法律是对基本人权的保护，法治的核心价值也正体现在对人权的保护上，是人权摆脱了由法律随意摆布的命运，为法律的目的找到归宿，明确法的目的价值。法律对人权的保护一方面是直接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公权利的限制实现的。法律具有保护人权和“绝对的最高权威和优势的抵制专横权利的影响，排斥特权的存在，...... 。”[6]从另一个角度说，如自然法学分自然法和人定法一样，法治同样坚持实然价值与应然价值的统一。依法治国的法律中虽也规定了人权，但这种“法赋的人权”是同样可以用法律剥夺的，德国的纽伦堡法就是一典型例子，而这一点正是依法治国与法治相比最大的悲哀。意志法律论的法律工具主义使依法治国的目的价值呈现出功利和机会的倾向，导致最终否定法律的“应然价值”，一味强调法律的“实然作用”，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必然是对基本人权等应然价值的忽视、蔑视以至敌视和践踏。
其实，现实历史已然对法治和依法治国作出了比较，在纽伦堡审判中，纳粹的不合“实质”正义的形式法律被没有“法律形式”的实质正义所审判。
以上仅仅是为深化对“法治”和“依法治国”的认识，从学理角度对二者作出的比较。邓小平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讲话中说：“为保障人民民主 ...... 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7]由此可见，我国依法治国中依的“法”是肯定基本人权的“良法”，所说的，在我国依法治国与法治是相通相融的。在学理上比较二者的区别，并不意味否定二者应该可以融合互通的。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199页。
[2]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25页。
[3]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140页。
[4]栗劲，李放《中华使用法学大全》，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141页。
[6]阿伦，《立法至上与法治：民主与宪法》，〈法学译丛〉1986年第3期。
[7]《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