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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转自诉制度研究

（袁帅 西南政法大学 400031）


【内容提要】 公诉转自诉制度是91年刑事诉讼法在取消免予起诉制度的同时，设立的一项新的制度，旨在解决如何给遭遇不起诉之被害人以救济的问题。它的确立旨在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追诉机制,但囿于这项制度是我国刑诉法的初创,法律规定不够科学，理论界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也出现分歧，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却难令人满意，它救济、稳定、制约等功能无一得到发挥，成为刑事诉讼法中一项空有其名、未有其实的“无用制度”，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改造，以实现其美好初衷。因此，本文在对此制度做出初步探讨的基础上利用比较的视野，从世界的广度出发，一方面就若干认识上有分歧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也着重分析了相关法律条文的缺陷并指出了现行规定的不足，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关 键 词】 强制起诉 公诉 自诉 被害人 救济
前言部分
公诉是一种使用国家权力的行为，公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对犯嫌疑人的追诉权，从而启动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审判。当今有些国家就把这种追诉权只赋予某个机关，排除了其它任何机关及个人的行使权利。但是也有些国家不仅仅把追诉权赋予了某个机关，也允许个人，当然是与案件有某种利害关系的人行使这种追诉权，这就是自诉权。在我国公诉机关是检察院，它是专门提起公诉的机关。但是在我国，公民或其它主体在一定的法定情形下同样也可以直接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国这种诉权格局被学者称之为公诉为主，自诉为辅，两者相互补充的关系。在这种格局下，立法者不但规定了何种情况下可以提起自诉，何种情况下必须提起公诉，甚至还别出心裁的规定了一套公诉转变为自诉的制度。这套制度承载着法学家们善的构想，但是在实际中它有哪些正功能，有哪些反功能，有没有不良的隐性功能，是反功能多于正功能还是正功能多于反功能，当时还不得而知。现在这个制度已经经过了十多载的实践，期间获得了一些实践中出来的认识同时也得益于理论知识的进步，因此在下文中，我想在今天的时代来进一步思考这个制度，运用比较的视角来讨论这个制度是否发挥了好的功能，是否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是否可有改良的方法，改成何种方法最为恰当。

一、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公诉转自诉制度的相关规定
我们要了解一个制度，我们就必须得先了解它的具体规定，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先对这个制度作一个具体的规定。
（一） 现行公诉转自诉制度的法律依据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诉转自诉的依据主要有：
1、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后七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移送人民法院”。
2、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其中，第三项规定的是本文所言之公诉转自诉而前两项规定的本身就是自诉案件并非由公诉转为自诉的案件。
3、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做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以总结出公诉转自诉制度的框架：
首先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的程序条件是：被害人必须出具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书。这个程序条件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出具不起诉决定书的话，除非是本身是不需要转换的自诉案件，否则人民法院是不可能受理的。
其次我国公诉转自诉案件的性质和范围是：被告人侵犯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权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这里仅仅是人身和财产权被侵犯了才能转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再次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还有一个证明要求，那就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自己人身权和财产权被侵犯，而被告人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那么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他提供相应的证据，也可要求其撤回自诉或不予受理。如果既没有证据也拒绝撤诉，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其不予受理。
（二） 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的出台背景与价值观念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有案不立、有罪不究、该起诉的不起诉、不该撤案的撤案等腐败现象,老百姓往往告状无门,合法权利等得不到保障。我们的背景就是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确实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被告人的行为应当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被害人掌握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确实证据却四处告状无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认为行为人不构成犯罪或不需追究刑事责任均不予立案,而人民法院认为此类案件不是自诉案件又无权直接受理,以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保护。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立法机关在修订刑诉法时采纳了部分专家学者的建议,增设若干条款,允许被害人对这类公诉案件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于是一项新的刑事诉讼制度一一公诉转自诉制度便应运而生。
公诉转自诉制度是在废除检察院的免予起诉权的同时开创的，用政治话语而言，它极具中国特色。孟德斯鸠主张：要限制权力的滥用，就必须把权力分给不同人行使并使之相互制约。在启蒙思想家的推动下，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国家，而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权利成为普遍的宪政价值观。在中国，虽然我们不谈三权分立，但是基于权力不能过分集中这个原则，我们建立一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套制度虽然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是分权却是有的。刑事诉讼法就规定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原则，虽然这个原则为许多法学学者所唾骂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体现，也毕竟体现出我们国家承认要分权行使，要限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价值观在法律界得到普遍的认同。这也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法学界理论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现行刑事诉讼法出台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尤其是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了较高的重视，因此在这部新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也顺理成章成为了刑事诉讼的主体。虽然这个主体的名要比实多，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对被害人保护的加强。公诉转自诉制度也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在保障被害人权利限制检察院公权利的价值观念下构建起来的。在这个制度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借鉴的影子，但是它更多的体现了我国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和中国法制特色。且不论这套制度优劣，但它毕竟是符合主流社会观念的，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保护被害人权利，限制权力这种观念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过时的，另外这套制度也确实是给了被害人一个救济的途径，聊胜于无啊！

二、外国刑事诉讼法中相关制度的介绍与评论
（一）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起诉制度
1、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起诉制度概述
所谓强制起诉制度是对检察机关不起诉进行制约的一种方式，也是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一种有效途径。是德国刑事起诉程序中一项颇具特色的制度。 德国强强制起诉程序规定在联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三者172条至177条之中，是针对自诉案件而规定的一种制度。在这种法律框架下，如果案件由于证据不足而被终止，被害人可以通过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72条规定的强制起诉程序来努力促使公诉机关采取行动。这个程序分两个步骤：按照德国刑事诉法第171条规定，被害人必须在收到不起诉通知的第2周之内向检察长提出申诉，检察长有权重新启动该案或者维持原来的终结案件的决定，但是这一程序从来都没在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对于不起诉决定，检察官既不需要说明理由也不能被上诉。 被害人可以在接到此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州高级法院上诉申请法庭进行审查决定，州高级法院接到申请后，有权调阅案卷，自行委托或委托州检察官进行调查。州高级法院以决定的形式就申请做出结论。决定驳回申请的，案件终结；决定提起公诉的，检察官必须提起公诉，但检察官仍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要求法庭做出无罪判决。
2、对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强制起诉制度的批判
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起诉制度的旨在在检察官决定终止诉讼的情形下，赋予被害人将检察官司决定提交给中立的法官进行审查的权利，来限制检察院的起诉方面的自由载量权力。是对被害人权利的承认和保护。这是十分积极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也有它的局限性，我们认为它的不足之处在于：
第一如果中立的法官裁定检察院必须得起诉，检察院仍然派出原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则检察官可能由于原有的习惯性思维仍然会坚持原来的观点，二则检察碍于面子或者为了维护检察院的决定可能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这样的话，不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整个庭审完全可能流于形式主义。即使法官判决推翻原判，重新做出裁判的话，检察院也不会服气，那么上诉频率就要增加，无疑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更是增加被害人的诉累。
第二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也没有规定审查的权利是交给法院哪个机构，操作性还不是很强，也不能排除法官形成预断。
（二）日本刑事诉讼法中的准起诉程序
1、日本刑事诉讼法中的准起诉程序概述
日本刑事诉讼法借鉴了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设置了“准起诉程序”。日本准起诉制度的要旨在于：对刑法第193条至第196条或者《破坏活动防止法》第45条规定的犯罪提起告诉或者告发的人，不服检察官不提起公诉的处分时，在接到不起诉处分通知之日起7日以内向做出不起诉处分的检察官提出申请书，检察官认为请求合理时，应当提起公诉；如认为请求不合理，应当将请求书送交法院由法院审查决定。法院如果审查决定应当交付审判的，由法院指定律师出庭支持公诉 。即对于国家公务员和警察滥用职权的犯罪,如果被害人不服检察官做出的不起诉决定,可以请求法院将该案件交付审判,法院经过调查后,认为请求有理时,应当将该案件交付管辖地方法院审判,并指定律师维持公诉。被害人的请求不当,应当赔偿有关程序所产生的费用。[3] 日本在该制度上的特点如下：
(1)范围上限定于刑法第193条至第196条或者《破坏活动防止法》第45条规定的犯罪提起告诉或者告发的人。
(2)与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有所不同是指定律师维持公诉。
(3)另外被害人启动该程序不当的时候承担赔偿的后果。
2、对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准强制起诉制度的批判
日本的准起诉程序设置也旨在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制约检察院在起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跟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一样，也没有规定由专门的预审法官进行审查。另外，日本的这种准起诉制度，竟然是法官指派律师来代替检察官行使起诉权力，这在法理上很难说得过去，在实践中也造成不少的问题。如律师毕竟不是检察官，他不仅是单兵作战而且律师不可能有检察官那样的取证能力，这都会给保护被害人权利大打折扣。最可怕的是检察院的公权力被个人分割和否定，有损国家机关的权威性。
当然，我认为日本的准起诉程序对被害人的救济范围较窄，只规定了几种类犯罪。也就是说，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十分充分的保护。
（三）奥地利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害人救济制度
1、奥地利被害人救济制度概述
根据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当检察官驳回被害人自诉时,只要被害人声明参与刑事诉讼,即有权向法院设立的参议室提出进行预审的请求。如果检察官在被告人由于犯罪行为而处于被告地位之前撤回对其犯罪的追诉,被害人可以以自诉参与人的身份向预审法官声明维持追诉。法院只要认为存在应对被告人继续追诉的理由,即裁定进行或重新进行预审,并根据自诉参与人的声明宣布其为原告,以取代检察官的公诉。案件转为自诉以后,检察官仍有权对诉讼活动进行了解,并随时可以重新承担在法庭上的追诉。
2、对奥地利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被害人救济的制度的批判
从上可见在奥地利被害人作为自诉参与人,有权在特定情况下取代检察官提起公诉或维持公诉，这与我国的被害人救济制度有点相似，值得我们进行评论：
首先奥地利这种对被害人的救济是没有范围限制的，这一点是日本准起诉制度不能比较的，是我们要充分肯定的。
其次奥地利刑事诉讼法在规定这一制度的同时也规定了预审和预审的机关，在这一点上它规定得比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详细，也是我们要充分肯定的地方之一。
再次奥地利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转自诉之后检察官仍有权对诉讼活动进行了解，并随时可以重新承担在法庭上的追诉。这加强了检察机关的责任感，也使得被害人在取证困难或遇到比较麻烦的时候还可以得到帮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论神示证据制度

刘侨


内容摘要
神示证据制度作为人类证据制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本文通过对其构成部分、历史轨迹以及社会背景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类证据制度的严格以及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此外，神示证据制度的积极作用以及在现代证据制度的遗风往往被人忽视，本文将从神示证据制度本体及其价值方面予以揭示。
关键字：
神示证据制度 宣誓 神明裁判 心理与道德规制 社会秩序

人类证据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神证、人证和物证三个阶段。而出现于人类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即神证，作为原始诉讼形态裁判依据的第一道分水岭，并跨越数个世纪以致并残存至封建社会末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力的落后导致生产方式的低级状态，这便是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最为本质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可以设想，当人类还处于奴隶社会的“初始状态”中，思想意识的滞后导致认识能力的狭隘性。他们很难估量出他们视野以外的事物的存在方式，没有先进工具的辅助也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周遭环境及自然小心谨慎的态度。神秘令他们不安，变化无常的天气、火山暴发、洪水的肆虐等激烈的自然现象使他们原本忐忑的心更加惶恐那些存在于他们感知范围之外的“生物”。这是“外界高等生物”的惩罚——智者们的猜测成了人们坚定的信仰，他们开始相信作为最高主宰者的神的存在，并无时无刻的监视着他们的行为。
而他们的想象却只能停留在他们的“所见所闻”，即他们所能掌控的生产工具，或许在此范围上略微有所拓展。生产技术的落后、生产方式的不合理直接决定了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就诉讼形态来说，由于缺乏相应的裁判资源，他们不得不求助于神明的“裁决”。正如美国学者霍贝尔所说：“从法律这一方面来说，一旦其手段不能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材料来解决案件的争议时，它便总是转而求助于宗教。在初民的法律中，通过占卜、赌咒、立誓和神判等方式求助于超自然来确定案件真实是非常普遍的。”【1】
一、神示证据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关于神示证据制度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是根据神明的启示来判断证据并进而认定案件事实，解决诉讼的一种证据判断。”【2】何家弘认为，“是司法活动中
采取一定方式邀请神灵帮助司法官员判断案情，并且通过一定形式把神灵的旨意


采取一定方式邀请神灵帮助司法官员判断案情，并且通过一定形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作为裁判依据。”【3】由此，笔者认为，神示证据制度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其证明效力源于神明的意思表示。神示证据制度之所以在当时被世人所采信，在于人们对神的追崇，进而认为神的意思表示具有与法律相当，甚至高于法律的效力。这一点在古希腊人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曾认为，“司法裁判的职责不能掌握在人的手中，而只能掌握在神的手中，法官之所以能就案件作出裁决，也是因为有神的帮助”【4】；第二，证据获取的方式为与神明进行假想性质的沟通。如宣誓即宣誓者与上帝或神进行心灵或灵魂上的沟通，火审水审等则是世人将当事人的身体送交神的一种托付；第三，其设置目的在于揭示案情“真相”，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途径；第四，与弹劾式诉讼制度密切相关。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处于消极的仲裁地位，只是起到主持审理过程的作用，而法庭只是请求神灵揭示案件事实的一种场所和工具。控诉由原告主动提出，且被告在处于与原告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抗辩，而在案情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往往诉诸于神明的裁判；第五，作为统治阶级平息纠纷、稳定社会及司法秩序的工具。因神在当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故其所作出的裁决往往具有威慑力和公信力。
因而，可以将神示证据制度理解为：审判者通过反映神的意志的方式来作为其裁判诉讼争议事实的依据的制度。通过对神示证据制度的界定，不难看出其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以及宗教迷信的思想基础。恩格斯曾云：“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5】而正是这种停留在世人意识层面上的超人间力量的借助及运用构成了神示证据制度的本质。
按照目前主流观点，神示证据制度由宣誓和神明裁判两部分组成，亦有学者将其划分为神誓法和神判法，【6】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所谓宣誓，即诉讼双方在陈述相冲突时，裁判者要求双方分别对神灵发誓，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7】其中，宣誓者在宣誓过程中的表现被审判者看作是神灵意志的间接表现。如果宣誓者不敢发誓、表现出慌乱的神态或是口吃结巴，则被认为是某种神灵报应的迹象。究其实质是对宣誓者的一种心理强制，出于对信仰的强大压力或是恐惧以及道德的制约而形成内心矛盾的外化。
神明裁判即指，通过某种冠以神的名义的自然力量的方式，让当事人接受身体上的考验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神明裁判的证明方式有很多，并且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如火审、水审、决斗等等。与宣誓对应，神明裁判则是采用对当事人的一种身体上的强制，这是一种对神力更为虔诚的笃信。由于其依靠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听之天命的客观力量，故其是对司法审判公正性的严重破坏。
二、宣誓
作为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部分时期诉讼活动取证来源的宣誓，在许多国家的法典、文书中均有明确的规定。

其中3800年前制定的《汉穆拉比法典》有诸多涉及。第20条，“倘奴隶从拘捕者之手脱逃，则此自由民应对奴隶主指神为誓，不负责任。”第126条，“设若某人并没有失落什么而声称自己失落了某物，并诬陷自己的邻居，则他的邻居应在神前发誓来揭穿他并没有失落什么，而他则应加倍偿还他的邻居自己所贪图的物品。”第131条，“倘自由民之妻被其夫发誓诬陷而她并为被破获有与其他男人同寝之事，则她应对神宣誓，并得回其家。”第226、227条：“如理发师不告知奴隶的主人而为奴隶剃落奴隶印记，则此理发师应断指。但是如果理发师因被自由民欺骗而剃落奴隶印记，则此理发师应宣誓：‘我非有意剃之’，从而就可免负刑事责任。”第249条，“设若某人租用牡牛，而神击中它以致倒毙，则租牛的人应凭神发誓并免除责任。”【8】
此外，《苏美尔法典》第7条规定：“引诱自由民之女离家外出，而女之父母知之者，则引诱此女之人应对神发誓云：‘彼实知情，过应在彼’。【9】《亚述法典》第8条：“如果有人破坏他的同伴间的大片田界，有人以誓言揭发他并证明他有罪，那么他应加倍交还他破坏而取得的田地；他应斩掉一指，受一百杖责，并应服王家劳役一整月。”【10】公元20世纪的埃什嫩那国王卑拉拉马的法典第2条：“倘自由民并无他人所负任何之债，而拘留他人之女奴为质，则女奴主人应对神宣誓说：‘我不负任何债务’，该自由民则应付出与女奴身价相等之银。”【11】另外，公元5世纪西欧墨洛温王朝《萨利克法》规定，在法庭上一方必须一丝不苟地按正确形式和姿势对神宣誓并提出指控。另一方按同样严格的方式对神宣誓并作出反驳。若一方出现形式上的错误，或陈述中出现口吃，则判其败诉。【12】而按照古日耳曼人的法律与习惯，也采取让各方当事人正式宣誓的方法进行裁判。【13】
在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也有关于宣誓制度的记载，如《周礼·秋官·司盟》：“有狱讼者，则使盟诅”，“日盟诅，各以其他地域之众庶，共有牲而改焉，既盟则为司盟共祈洒脯。”据《墨子·明鬼》记载，齐庄公下有王里国、中里徼二臣。二人打了3年的官司依然无果。于是让这两人各准备一头羊，并到齐国神社去宣誓。宣誓时刺羊出血，洒于祭坛，并让二人读誓词。王里国顺利读完了誓词，而中里徼的誓词只读到一半则被羊角触死。故判王里国胜诉。
在古代宣誓制度中，除了直接宣誓，即当事人自己宣誓外，还包含辅助宣誓。在涉及严重罪行的案件中，若双方均信誓旦旦，则要有他人进行辅助宣誓。这些人被称为旁证人或助誓人。他们要宣誓证明当事人的誓言是真实的，若他能顺利通过宣誓，则胜诉。关于辅助宣誓的规则在各国均有不同的规定，但大致上来讲，其数量是由案件争议事实性质的严重程度来决定的。【14】此外，他们无须了解案件争议事实，他们唯一需要了解的则是当事人的品行，并通过宣誓的方法予以
证明。同样辅助宣誓在一些法典中也有所规定，如《萨利克法典》第58条规定：

“如果有人杀了人而交出自己的所有财产，但还是不够偿付依法所该付的罚款，那么他必须提出12个共同宣誓人，他们将宣誓说‘在地上、在地下，除已交出的东西外，并没有其它任何财产。’”
这里，无论是直接宣誓还是辅助宣誓，其誓词内容往往有所规定。《汉穆拉比法典》第9条，“自由民遗失某物而发现其失物在另一自由民之手。倘占有此失物者云：‘此物由一卖者售与我，我在证人之前买得’，而失物之主亦云：‘我能提出指导此为我物之证人’，则买者应领到出售此物之卖者及购买时为之见证之证人；而失物之主人亦应提出知此为其失物的证人。法官应审理他们的案件，而交付买价时为之见证之证人及知此失物之证人，皆须究其所知，声明于神之前。卖者为窃贼，应处死；失物之主应收回其失物，买者应从卖者之家收回其所付之银。” 古日耳曼法也有类似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陈述必须宣誓：“我的陈述是真实的，毫无虚伪之处。”【15】公元9世纪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法律”中规定：“索赔被窃财物的原告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指控他就是盗窃我财物的人。这既不是出于仇恨、嫉妒或其它非法目的，也不是基于不实传言或信念。’被告人的誓词为：‘我在上帝面前宣誓，对于他对我的指控，我在行为和意图上都是无罪的。’助誓人的誓词为：‘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他的誓词誓清白和真实的。’”
三、神明裁判
神明裁判作为古代神示证据制度的一部分，与宣誓有着一定的联系。两者虽都是审判者裁判的依据，但这种在现在看来极端荒谬、毫无意义且最为形式的裁判方法在当时却往往有着终局性的效力。出于一种将纷繁复杂的案件托付于神之最终处断的信念，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宣誓过后的下一审判环节。
就表现形式上看，神明裁判与宣誓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表现形式明显更为丰富。这里，笔者将择要进行列举和介绍：
水审，分为冷水审和沸水审。冷水审一般是指将被告人投入河水中，就其是否能摆脱困境而进行案件事实的裁判。《汉穆拉比法典》第2条：“设某人控他人行妖术，而又不能证实此事，则被控行妖术的人应走进河中。如果他能被河水制服，则揭发者可取得他的房屋；反之，如果河水为他剖白，使之安然无恙，则控他行妖术的人应被处死，而投河者取得揭发者的房屋。”第132条：“妇女与别的男子通奸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妇女为了表白自己没有通奸，应投入河中，接受河水的考验。”此外，古日耳曼人将当事人的膝盖绑起来，再用一根绳系在腰部，慢慢放入水中。根据她的头发长度在绳上打个结，如果她的身体沉入水中的深度足以使那个绳结没入水中，则被告人清白。这是因为洗礼教派的“圣洁之水”不能容纳提供虚假证言的恶人。【16】而在我国云南的景颇族也有类似的裁判方法。当事人双方亲友帮助各出二三十头牛，送往山官处作抵押，然后在村寨头领的主持下，让当事人沿一根插入深水中的竹竿下潜，谁在水下潜的时间较长则视为有理并获得对方的牛。【17】至于沸水审是指通过将当事人的手伸入沸腾的水或油锅，事后观察其受伤程度来进行案件事实的裁判。如在我国云南景颇族、佤族和四川的彝族等让当事人在放有钱币的开水锅中捞钱币；贵州台江等地的苗族让当事人在混有黄蜡、牛油的开水中捞斧头。据《十六传》记载有一种名为“捞油”

的沸水审，是先将酥油倒入锅内，再用约两钱重的黑白石子各放一枚在锅里。将油烧开，原、被告用水和牛奶洗手后，便伸入油中捞取石子，捞着白子者则有理，反之无理。【18】
火审，通过让当事人接触火焰或被烧至滚烫的硬物，事后观察其受伤程度来进行案件事实的裁判。公元9世纪法兰克人的《麦玛威法》中规定：“凡犯盗窃罪必须交付审判。如在审判中为火所灼伤，即认为不能经受火的考验，处以死刑。反之，不为火所灼伤，则可允许其主人代付罚金，免处死刑。”中世纪的欧洲盛行一种“热铁审”，即牧师先给烧红的铁块洒上圣水并说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灵请降临这块铁上，显示上帝的正确裁判吧！”再让被告人手持热铁走过9英寸的距离，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包扎起来，三天后进行检查，若有溃烂的脓血则视为有罪。这与我国古代《南齐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三十九记载十分类似：“扶南国‘无牢狱，有讼则……烧锁令赤，著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焦烂，无罪者不伤。’”
决斗，是指由争讼双方当事人进行搏击，以搏击的胜负结果来现示神意，并据以认定案件事实。【19】决斗主要在西方国家盛行，如丹麦国王弗罗陀曾下令要求一切争执都通过决斗来解决。条顿族要求控告人在“证人作证”和“以决斗作保证的证据”之间做出选择。其中以在法国盛行时间最长，一直持续到1818年才废除。决斗执行程序一般在法律中予以规制，如双方当事人社会地位必须相当或属于同一等级，农民是不配与封建领主决斗的。此外，决斗中所使用的器具也要视双方的社会地位而定。若双方是封建领主或绅士则可用剑和盾为武器来决斗，如果是农民则只能用木棍相互搏斗。【20】另外，一些国家在决斗前会让当事人对神宣读誓词，决斗中只允许休息3次，每次1小时，决斗要进行到一方被杀死为止。【21】
除上述以外，还有很多神明裁判方式在某一时期的某一地区盛行。如基督教式的十字形证明是指让原、被告面对面站立，两臂左右平伸，使身体呈十字形，接受上帝的考验。维持该姿势站立较为持久的一方即所言真实。以占卜的方式定罪量刑在我国奴隶社会国家曾予以适用，在我国商代的甲骨卜辞中记载：“贞：王闻唯辟？”“贞：王闻不唯辟？”另外还有大量的神明裁判方式不胜枚举，如规定于古印度《那罗陀法典》的毒审法、秤审法、圣谷审法、抽签审法，我国《论衡》中所记载的“以兽触罪”以及少数民族沿用至20世纪前期的嚼米、鸡蛋判、首或首、磨掌、扎手、吊簸、打头等神明裁判法。【22】
值得一提的是神明裁判在古代审判官的适用倾向性问题。根据上述介绍，当事人在神明裁判的考验下很难不受伤害，而倘若受到伤害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对接受考验的一方明显不利。因而，古代审判官对于神明裁判的适用一般是在案情严重或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并适用于嫌疑极大的当事人。
四、神示证据制度的正价值及其影响
正如柏拉图所预言：“诚然，在这当今世界上，神秘方法已不盛行。人们对
于神的信仰已经变化，于是法律也必须变化。”神示证据制度从12世纪开始走向衰落。1215年，欧洲天主教拉特兰大教会明令禁止使用神明裁判后，荷兰最早废除，随后法国于1260年，罗马帝国、英国于1290年相继废除该制度。【23】
神示证据制度在现在看来是荒谬愚昧的，其对司法公正的破坏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其之所以能横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人类历史两大阶段，其所蕴涵的正价值不容忽视。
首先，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神示证据制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的价值。就宣誓而言，仅仅通过被告人的一句誓言即可免责在现在来说是十分可笑的。然而这种制度却选择诞生在了人类初期对世界的初步探索与认识阶段，作为当时人类灵魂寄托的神使得宣誓笼上了庄严而神圣的外衣。由于人感受到自己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便将神与自然等同了起来，在定期举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更加巩固和加强了神灵在人们心中高不可攀的地位以及无所不能的本领，这包括认为神能审视人类的行为甚至思想灵魂。也许是当时的这种主流思想使得几乎所有人都不会去怀疑神的存在和能力，这也就决定了宣誓对当事人的心理规制力。一句简单誓言对于他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将会受到神的审视，而不诚实的陈述被视为对誓言的违背、对神的亵渎。这在某种程度上，这便形成了对撒谎者心理压力及道德的约束，他们在法庭上往往表现的神情紧张、忐忑不安。是心中思想斗争的外化使他不敢正视法官，以至于在念诵誓词时出现口吃、结巴等现象。而诚实者由于心中坦荡，故能无所顾忌的吐露事实，并表现出镇定的神态。
因此，神示证据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便在于借助神力对当事人，尤其是撒谎者所造成心理压制力。无论审判官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种制度本身往往能起到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