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全国电力交易与市场秩序情况监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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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全国电力交易与市场秩序情况监管报告
《2009年度全国电力交易与市场秩序情况监管报告》（2010年第4号）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公告
2010年第4号（总第22号）
引 言
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力交易监管，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电监会编制发布本报告，对2009年电力交易和市场秩序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和分析，披露存在的问题，提出监管意见。
截至2010年2月10日，全国37个省级以上电网企业及各省级调度机构直调电厂均按电力监管机构要求报送了《电力交易与市场秩序情况报告》。电监会对上报材料进行了汇总分析，对涉及问题开展调查核实，并征求了有关电力企业意见，最终形成本报告。
《2009年度全国电力交易与市场秩序情况监管报告》（2010年第4号）（点击打开）
http://www.serc.gov.cn/zwgk/jggg/201012/W02010121030148227926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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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刑法修正案八施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为人民法院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构建我国特色社会主要法律体系,推进我国社会法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伴随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成文法典固有的滞后性局限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严重阻碍了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在此,笔者根据刑法“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原则,结合多年基层刑事审判经验,对现行刑法的修改提出若干建议,以便为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提供参考。
一、 飞车抢夺的入罪标准问题探讨
近年来，笔者所在单位受理的抢夺刑事案件居高不下，而以飞车抢夺的方式夺取他人财物的案件比例在不断上升，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给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为顺应刑事打击需要，司法部门应当对现行飞车抢夺刑事案件入罪标准作出相应调整。
关于抢夺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数据显示，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抢夺案件中，相当一部分的行为人通过飞车抢夺的方式对被害人强拉硬拽、强夺豪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抢夺过程中导致被害人跌倒甚至受伤，类似飞车抢夺的行为对被害人心理或生理上造成极大伤害，其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的恶劣程度丝毫不亚于扒窃、入户盗窃等行为。在入罪标准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即飞车抢夺需要夺取他人钱财价值人民币五百元以上才构成犯罪，否则不以犯罪论处。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飞车抢夺只是作为一个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而自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户盗窃纳入盗窃的范围，且对扒窃、入户盗窃入罪并没有设置相应的入罪起点，而对于抢夺罪，当然包括飞车抢夺与扒窃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后果、犯罪手段恶劣性角度相比，笔者认为前者有之过而无不及，导致飞车抢夺的入刑标准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因此，笔者建议，参照将扒窃入罪的做法，将飞车抢夺作为抢夺罪的一种情形纳入抢夺的定罪标准，以逐渐满足日益增多的飞车抢夺现象的打击需求，不断加大侵财案件打击力度，充分保障公私财产不受不法侵害。
二、 容留卖淫罪的量刑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形（一）多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而根据其第九条第（二）项规定，对“多人”应该是这样理解：‘多人’和‘多次’的‘多’，是指‘三人’以上的数（含本数）”。
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三人或三次以上属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现行刑法对于该条罪状制定了相对比较宽泛的量刑幅度，为司法实践中不同情节的具体量刑带来了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根据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三人或三次以上属“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司法实践中，人数或次数，成为量刑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审判人员按此标准比照量刑，量刑时弹性过大，标准难以统一。
（二）犯罪方式的不一致，导致社会危害程度、犯罪后果差别明显，在笔者所在法院审理的案件过程中，有的被告人是在泛化地带以开美容院、发廊等营业形式，容留他人卖淫，有的是在农村偏僻区域利用住房或租房容留他人卖淫，有的一次收费数十、上百元，有的一次收费二、三元，从这些角度来说，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后果是有明显区别的。但由于“犯罪情节严重”包括“三人或三次以上”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硬性规定存在，审判人员很难将将类似情节纳入量刑范畴，将刑罚量化，最终导致裁判统一性无法实现。
为进一步适应社会法治发展，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参照其他罪状从刑法条文入手，将该条罪状量刑分成逐渐递增的三个量刑档次，比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修正为：“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次，笔者认为，对“情节严重”中的应做如下解释，多人或多次应当是“五人”或“五次”以上，以使罪与非罪的界限较为清晰，量刑较为合理和科学，并将作案手段、犯罪后果和社会影响，是否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等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最后，笔者认为，刑事司法要认真领会刑罚谦抑性，严格贯彻罪刑均衡原则，使得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的规定得到全面贯彻，综合考虑社会危害性和行为后果，明确“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中属于治安处罚范畴的行为，防止刑罚滥用。
（作者单位：广西平南县人民法院）
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不妥
朱烈松 中原工学院
摘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的争异不少。我们应当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与现实的矛盾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请求后5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在司法实践的问题不少，本条规定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权利，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平衡；本条对人权的保护置于不平等状况；申诉和越级上访现象与本条之规定；关于被害人死亡之后的权利人。
关键词：可能性权利 平衡 权益 人权保护 被害人死亡
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请求后5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本条之规定与现实的差异应当得到注意，并且应当使之符合社会的需要。
提请权——可能性权利，应平衡当事人权能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是对被害人的抗诉权的一条规定，该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抗诉，然后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深究可知，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只是被害人的抗诉权仅仅是一个请求而已，是否启动抗诉程序，得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由此可见，被害人的抗诉权仅仅是一个可能性的权利而已。可能性的权利是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可能性的权利与实现权是完全不对等的。不对的权利无法平等地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这造成的则是权益的不平衡，明显与法律面向人人平等是违背的，也是有违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的。
纵观我国整部刑事诉讼法典，虽然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保障人权的角度上讲，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诉讼权两者却不够平衡，国家在保护个人利益特别是被害人的利益上仍然有所顾虑，明显限制和剥夺利，对这样的诉讼法律制度是缺乏系统全面的。
在庭审中，被告人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被害人却没有，在二审中，被告人享有上诉权，而且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被害人却不能具有独立的上诉权利。当然还有很多被告人享有的权利被害人却没有的，如没有规定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害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没有陈述权；对被告人予以监外执行、减刑、假释没有发表意见权；对侵害造成的损失没有得到补偿或精神赔偿等等。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刑诉法赋予了被害人请求抗诉权、被告人有上诉权。而赋予被害人有请求检察院抗诉权利，但是否抗诉，是不必然会启动二审程序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案件的进程与结果都与被害人和被告人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而且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进行公诉，与作为个人利益的被害人是无法达到一致性的。这种不对等的现实，导致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力。在我国被害人的抗诉权无法绝对实现的情况下，若赋予刑事被害人抗诉权才能更好的平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告人有上诉的权利，而被告人的上诉权又为实现权。因此，对于被害人来说这是极为不公平的，被害人与被告人同为当事人，而被害人的这项权利为什么要被剥夺呢？因而，从法律的公平、公正的角度，我们应当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平衡上多作些思考。
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由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对等性，决定了刑事被害人权利也不受任何歧视而应获得平等保护。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但是一部程序法，也是一部人权保障法。由此，结合实践来看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对人权的保障状况。
现行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也规定：“从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等关于人权保障的一系列规定条款，人权问题已成为世界一个热点问题。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实际上也是一部人权保障法，由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对等性，决定了刑事被害人权利也不受任何歧视而应获得平等保护，并在司法运行中得到实现。正如法国哲学家史埃尔。勒鲁所言：“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因此，当事人的人权应当得到平等的保护，特别是被害人的人权就予以重视。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是将被害人的抗诉权定为请求权抗诉权，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案件的进程与结果都与被害人和被告人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在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后，被害人是否能够对其合法权益进行维护则处于未知的可能状态；而被告人的权益维护则处于可实现状态。这不仅是程序上的非是人人平等，而且是置被害人的诉权与被告人的诉权于不对等保护地位。因此形成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的歧视状况与不对等的情形。对被害人的人权不予重视或忽视，不是法治会的表现内容，也是法治社会不该出现的状况。
从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状况来看，我们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要转变执法观念，重视被害人的诉权，强化人权保障意识、程序公正意识和平等意识，真正意识到刑事被害人的独立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在推进司法改革和实践过程中，及时完善立法或补充修改，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使执法者更好地严格执行法律，正确行使职权，依法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使得被害人与被告人的人权得以平衡保障。
实践中的申诉和越级上访与本条之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人民检察院不抗诉决定，但为了维护其自身或被代理人的权益却无法上诉，许多被害人只能向上级检察院申诉，甚至越级上访。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提请抗诉权不是实现权，被害人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追求真理则只能选择申诉与上访。这将不利于办案质量的提高，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不我们不得不做更为深入的思考。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实践中经常出现被害方不服检察院的不抗诉决定的情况，于是只能通过向上级检察院申诉，甚至越级上访，这也是目前涉检信访多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认为，为提高办案质量，维护社会稳定，可把上级检察院的申诉纳入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的议程，也可以调整好下级院决定是否抗诉的期限和上级检察院控申部门审查期限。
关于被害人死亡之后的权利人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对一审判决存在异议与不服的被害人及法定代理人方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因而，只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才可以提出抗诉，其他人则不若有此权利。对此，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值得我们去考虑，对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将如何解决？
根据中华人民工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以及《民法通则》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被代理人死亡的，法定代理终止，所以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可以提请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两种”权利人都不存在，这样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内容加以完善，以切实保障被害人之合法权益，更好地适应于社会之需要。对此，我认为对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的提请抗权人不能仅限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应赋予被害人近亲属提请抗诉的权利。
总结
赋予被害人“实现权”及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权利
从司法实践中体现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与现实的矛盾：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平衡；本条对人权的保护置于不平等状况；申诉和越级上访现象与本条之规定；关于被害人死亡之后的权利人等问一系列题值得我们去深思。这些问题难以体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的平等保障以及司法的公平、公正。
所以，应当结合实际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予以完善。我个人有两点建议，应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设为权利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被害人死亡的近亲属对人民检察院做不抗诉决定的有异议的，有权申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议” 或者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抗诉权予以实现。
法律规定与现实的矛盾还有待于我们去解决。
参考文献：
1、《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2006年修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出版
2、《司法考试导航系列——常考问题研究》20003年版 2003年6月出版
3、我要正义网——《第二审审判中的诉讼关系问题》 2007-3-２８访问作者不明
4、普法网——《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请求抗诉规定不妥》 吴绍杰 2007-3-12访问
5、中国律师网——《关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 2007-4-23访问 作者不明
一、 飞车抢夺的入罪标准问题探讨
近年来，笔者所在单位受理的抢夺刑事案件居高不下，而以飞车抢夺的方式夺取他人财物的案件比例在不断上升，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给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为顺应刑事打击需要，司法部门应当对现行飞车抢夺刑事案件入罪标准作出相应调整。
关于抢夺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数据显示，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抢夺案件中，相当一部分的行为人通过飞车抢夺的方式对被害人强拉硬拽、强夺豪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抢夺过程中导致被害人跌倒甚至受伤，类似飞车抢夺的行为对被害人心理或生理上造成极大伤害，其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的恶劣程度丝毫不亚于扒窃、入户盗窃等行为。在入罪标准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即飞车抢夺需要夺取他人钱财价值人民币五百元以上才构成犯罪，否则不以犯罪论处。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飞车抢夺只是作为一个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而自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户盗窃纳入盗窃的范围，且对扒窃、入户盗窃入罪并没有设置相应的入罪起点，而对于抢夺罪，当然包括飞车抢夺与扒窃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后果、犯罪手段恶劣性角度相比，笔者认为前者有之过而无不及，导致飞车抢夺的入刑标准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因此，笔者建议，参照将扒窃入罪的做法，将飞车抢夺作为抢夺罪的一种情形纳入抢夺的定罪标准，以逐渐满足日益增多的飞车抢夺现象的打击需求，不断加大侵财案件打击力度，充分保障公私财产不受不法侵害。
二、 容留卖淫罪的量刑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形（一）多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而根据其第九条第（二）项规定，对“多人”应该是这样理解：‘多人’和‘多次’的‘多’，是指‘三人’以上的数（含本数）”。
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三人或三次以上属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现行刑法对于该条罪状制定了相对比较宽泛的量刑幅度，为司法实践中不同情节的具体量刑带来了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根据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三人或三次以上属“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司法实践中，人数或次数，成为量刑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审判人员按此标准比照量刑，量刑时弹性过大，标准难以统一。
（二）犯罪方式的不一致，导致社会危害程度、犯罪后果差别明显，在笔者所在法院审理的案件过程中，有的被告人是在泛化地带以开美容院、发廊等营业形式，容留他人卖淫，有的是在农村偏僻区域利用住房或租房容留他人卖淫，有的一次收费数十、上百元，有的一次收费二、三元，从这些角度来说，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后果是有明显区别的。但由于“犯罪情节严重”包括“三人或三次以上”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硬性规定存在，审判人员很难将将类似情节纳入量刑范畴，将刑罚量化，最终导致裁判统一性无法实现。
为进一步适应社会法治发展，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参照其他罪状从刑法条文入手，将该条罪状量刑分成逐渐递增的三个量刑档次，比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修正为：“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次，笔者认为，对“情节严重”中的应做如下解释，多人或多次应当是“五人”或“五次”以上，以使罪与非罪的界限较为清晰，量刑较为合理和科学，并将作案手段、犯罪后果和社会影响，是否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等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最后，笔者认为，刑事司法要认真领会刑罚谦抑性，严格贯彻罪刑均衡原则，使得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的规定得到全面贯彻，综合考虑社会危害性和行为后果，明确“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中属于治安处罚范畴的行为，防止刑罚滥用。
（作者单位：广西平南县人民法院）
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不妥
朱烈松 中原工学院
摘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的争异不少。我们应当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与现实的矛盾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请求后5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在司法实践的问题不少，本条规定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权利，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平衡；本条对人权的保护置于不平等状况；申诉和越级上访现象与本条之规定；关于被害人死亡之后的权利人。
关键词：可能性权利 平衡 权益 人权保护 被害人死亡
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请求后5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本条之规定与现实的差异应当得到注意，并且应当使之符合社会的需要。
提请权——可能性权利，应平衡当事人权能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是对被害人的抗诉权的一条规定，该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抗诉，然后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深究可知，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只是被害人的抗诉权仅仅是一个请求而已，是否启动抗诉程序，得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由此可见，被害人的抗诉权仅仅是一个可能性的权利而已。可能性的权利是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可能性的权利与实现权是完全不对等的。不对的权利无法平等地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这造成的则是权益的不平衡，明显与法律面向人人平等是违背的，也是有违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的。
纵观我国整部刑事诉讼法典，虽然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保障人权的角度上讲，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诉讼权两者却不够平衡，国家在保护个人利益特别是被害人的利益上仍然有所顾虑，明显限制和剥夺利，对这样的诉讼法律制度是缺乏系统全面的。
在庭审中，被告人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被害人却没有，在二审中，被告人享有上诉权，而且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被害人却不能具有独立的上诉权利。当然还有很多被告人享有的权利被害人却没有的，如没有规定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害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没有陈述权；对被告人予以监外执行、减刑、假释没有发表意见权；对侵害造成的损失没有得到补偿或精神赔偿等等。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刑诉法赋予了被害人请求抗诉权、被告人有上诉权。而赋予被害人有请求检察院抗诉权利，但是否抗诉，是不必然会启动二审程序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案件的进程与结果都与被害人和被告人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而且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进行公诉，与作为个人利益的被害人是无法达到一致性的。这种不对等的现实，导致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力。在我国被害人的抗诉权无法绝对实现的情况下，若赋予刑事被害人抗诉权才能更好的平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告人有上诉的权利，而被告人的上诉权又为实现权。因此，对于被害人来说这是极为不公平的，被害人与被告人同为当事人，而被害人的这项权利为什么要被剥夺呢？因而，从法律的公平、公正的角度，我们应当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平衡上多作些思考。
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由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对等性，决定了刑事被害人权利也不受任何歧视而应获得平等保护。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但是一部程序法，也是一部人权保障法。由此，结合实践来看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对人权的保障状况。
现行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也规定：“从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等关于人权保障的一系列规定条款，人权问题已成为世界一个热点问题。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实际上也是一部人权保障法，由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对等性，决定了刑事被害人权利也不受任何歧视而应获得平等保护，并在司法运行中得到实现。正如法国哲学家史埃尔。勒鲁所言：“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因此，当事人的人权应当得到平等的保护，特别是被害人的人权就予以重视。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是将被害人的抗诉权定为请求权抗诉权，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案件的进程与结果都与被害人和被告人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在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后，被害人是否能够对其合法权益进行维护则处于未知的可能状态；而被告人的权益维护则处于可实现状态。这不仅是程序上的非是人人平等，而且是置被害人的诉权与被告人的诉权于不对等保护地位。因此形成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的歧视状况与不对等的情形。对被害人的人权不予重视或忽视，不是法治会的表现内容，也是法治社会不该出现的状况。
从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状况来看，我们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要转变执法观念，重视被害人的诉权，强化人权保障意识、程序公正意识和平等意识，真正意识到刑事被害人的独立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在推进司法改革和实践过程中，及时完善立法或补充修改，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使执法者更好地严格执行法律，正确行使职权，依法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使得被害人与被告人的人权得以平衡保障。
实践中的申诉和越级上访与本条之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人民检察院不抗诉决定，但为了维护其自身或被代理人的权益却无法上诉，许多被害人只能向上级检察院申诉，甚至越级上访。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提请抗诉权不是实现权，被害人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追求真理则只能选择申诉与上访。这将不利于办案质量的提高，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不我们不得不做更为深入的思考。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实践中经常出现被害方不服检察院的不抗诉决定的情况，于是只能通过向上级检察院申诉，甚至越级上访，这也是目前涉检信访多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认为，为提高办案质量，维护社会稳定，可把上级检察院的申诉纳入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的议程，也可以调整好下级院决定是否抗诉的期限和上级检察院控申部门审查期限。
关于被害人死亡之后的权利人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对一审判决存在异议与不服的被害人及法定代理人方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因而，只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才可以提出抗诉，其他人则不若有此权利。对此，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值得我们去考虑，对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将如何解决？
根据中华人民工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以及《民法通则》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被代理人死亡的，法定代理终止，所以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可以提请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两种”权利人都不存在，这样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内容加以完善，以切实保障被害人之合法权益，更好地适应于社会之需要。对此，我认为对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的提请抗权人不能仅限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应赋予被害人近亲属提请抗诉的权利。
总结
赋予被害人“实现权”及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权利
从司法实践中体现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与现实的矛盾：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平衡；本条对人权的保护置于不平等状况；申诉和越级上访现象与本条之规定；关于被害人死亡之后的权利人等问一系列题值得我们去深思。这些问题难以体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的平等保障以及司法的公平、公正。
所以，应当结合实际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予以完善。我个人有两点建议，应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设为权利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被害人死亡的近亲属对人民检察院做不抗诉决定的有异议的，有权申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议” 或者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抗诉权予以实现。
法律规定与现实的矛盾还有待于我们去解决。
参考文献：
1、《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2006年修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出版
2、《司法考试导航系列——常考问题研究》20003年版 2003年6月出版
3、我要正义网——《第二审审判中的诉讼关系问题》 2007-3-２８访问作者不明
4、普法网——《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请求抗诉规定不妥》 吴绍杰 2007-3-12访问
5、中国律师网——《关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 2007-4-23访问 作者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