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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部


物资部关于物资部门仓储企业计算物资吞吐量的暂行规定

1990年6月29日，物资部

物资吞吐量是反映物资部门仓储企业生产规模和计算工作量、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指标。鉴于目前各地仓储企业在计算物资吞吐量的口径、方法上不尽一致，影响了有关统计的准确性与可比性。为统一物资部门仓储企业“物资吞吐量”的计算方法，参照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的有关现行方法，暂做如下规定：
一、“物资吞吐量”的计算范围，即是入库物资量、出库物资量、直拨物资量之和。
（一）入库物资量：系指到库并验收完毕已入帐的物资数量，包括从生产厂、车站、港口、航空港自提或生产厂送到仓库的物资数量。
（二）出库物资量：系指仓库发出的物资数量，必须是装了车、办完了托运手续或已出库送港口、车站的物资数量，包括用户自提的数量。
（三）直拨物资量：系指未进入仓储企业仓房（货场）而由仓储企业从港口、车站或本单位专用线直接调拨给用户的物资数量。但非由仓库办理直拨手续的不计算直拨量。


（四）同一仓库内货主之间的物资调拨转户，不论是否发生装卸搬运作业，均不计算入库、出库量。
（五）出租库房、货场或铁路专用线，既不承担物资装卸搬运作业，又不承担保管责任的，不计算入库、出库量；只承担装卸搬运作业或只承担保管责任的，入库、出库量各按物资吨位的百分之五十计算；既承担装卸搬运作业又承担保管责任的，按实际吨位计算入库、出库量。
二、“物资吞吐量”的计算原则以入库、出库物资的实际重量为准。具体计算方法：
（一）凡单据标有重量按标重计算，无标重或需过磅检验的物资，按检验的实际重量计算。
理论换算的按有关（资料、产品说明书等）规定进行计算。
（二）机电产品按标重计算，无标重或不便按标重计算的可按金额折算，折算标准见附表。
（三）仓储企业自找货主的“市场调节物资”亦按上述办法计算；无法按重量计算的，按金额每五千元折一吨的办法计算；轻泡物资、木材可按体积折算，每立方米折算为一吨。
三、从一九九○年一月一日起各级物资部门仓储企业填报有关“物资吞吐量”统计报表时按本规定执行。
附表略。


与精心挑选信息的传统媒体不同，微博时代的司法活动任何细节都受到关注，这对司法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在微博时代，司法机关需认真分析微博的影响路径和影响面，并作出积极的应对：创新司法公开，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树立法律信仰，形成司法公正的社会基础。


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变革，已为过去十几年实践证明。以社交网站崛起为特征的互联网新时代正横扫中国，而爆炸式增长的微博成为中国社交网站的主流，中国正迎来“微博时代”。从被称为“中国微博元年”的2010年至今，微博对公共事件的影响无孔不入。作为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也不例外。


在法律性质上，微博是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的载体，其影响力是一种舆论影响力。但与传统媒体相比，它对社会关系和司法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深度大有不同。当前微博尚处初级阶段，对司法的影响处于萌芽状态。


与精心挑选信息的传统媒体不同，微博时代的司法活动任何细节都受到关注，这对司法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过去司法公开面对的舆论压力主要来自媒体，而微博时代的舆论不再依赖媒体为其信息源，媒体反而追随微博的民意，过去“媒体引导舆论”变成“舆论引导媒体”。司法机关直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这极大挑战司法机关的智慧。微博时代的社会力量将比媒体更为激烈地冲击司法公开的现有边界。在微博浩渺的信息流中，一切被获知的信息将无差别地公开，并可能形成爆炸式传播，司法公开技术门槛也变得极低。


微博时代对司法的影响，有一个链条完整的影响机制：


一是信息传播技术发生重大变革。此前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来自于传统媒介或网站，这种传播具有单向性、自上而下性。而微博时代通过网络的交互功能，每个人既可以是信息源，又是受众。意见气候的形成，越来越多地依赖“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并非由大众传媒力量主导，而是由优势网民意见扩散、汇聚后形成。微博的出现，使传播具有低门槛、即时性、个人化和高粘性的特征，信息可瞬间呈现几何级爆炸。社会管理者管控舆论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二是社会出现“自组织”现象。微博本质上属于社交网站，其魅力在于人身粘附性。每个“意见领袖”都有大量“粉丝”，每个普通用户也或多或少拥有“粉丝”。社会关系因此出现“自组织”现象，改变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格局。中国传统社会中，自上而下式的层级控制极为严格。今天，中国社会仍以层层组织化为特征，下级组织从上级组织获得信息和指令，个人从组织获得信息和指令，形成自上而下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格局。而微博时代的社会关系发生裂变。以人身粘附为线条，每个人构成无边网络一点，每点又分出无数支点，循环无穷，使传统的自上而下格局外，又形成盘根错节的新的社会关系格局。


三是社会蕴藏强大的动员与行动能力。“自组织”现象必然相伴强大的动员和行动能力。微博在传播上的低门槛、即时性和爆炸效应，与其作为社交网站的人身粘附性交织，有助于群体冲动的爆发。


四是社会关系变革触发司法联动。社会生活方面的发展必然产生法律需求，进而对立法和司法产生影响。当社会关系发生变动，社会管理机制便必然产生联动。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环，且被赋予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司法应当发挥主动性，与时俱进化解社会矛盾，体现司法的价值。


微博对司法的关注常从特殊个案开始，其能量也在个案上得到最大发挥。微博时代的初期，我们感叹于社会与司法力量交互中的混沌甚至迷失。这个阶段的“围观”，结果可能使个案正义得以实现，也可能迫使司法机关因民意作出有悖于司法公正的判决。


在微博时代，司法机关需认真分析微博的影响路径和影响面，并作出积极的应对：


一是创新司法公开，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法律已经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并规定“诽谤罪”等平衡条款，立法对微博的规制并非空白。但司法实践中，单个司法机关与微博在能量上是不对称的。司法被动性的固有气质从审判延伸到对外沟通，暴露出响应社会舆情能力的不足。但被动性并不意味着法院就要闭塞视听。通过更大程度的司法公开，积极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是当前司法面对微博民意的第一要务，也是在微博时代司法权威得以维系、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必要因素。目前，诸多地方法院已主动开通微博作为司法公开新载体，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使司法机关公开公正的形象得到提升。


二是树立法律信仰，形成司法公正的社会基础。司法和微博的内在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正，而其冲突正暴露出当前法律信仰缺失的现实。要提升民众的法律信仰，形成尊重司法的公序良俗，才能避免微博时代的民意演化为干扰司法公正的力量。首先，司法机关和政府应以身作则，通过法的运行来倡导尊重法律的社会风尚。其次，应通过法治教育，将法律信仰内化为普通民众的精神品质。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