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水库沿岸公共空间保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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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水库沿岸公共空间保护规定
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告
第32号
《昆明市水库沿岸公共空间保护规定》已经2008年7月22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0月12日起施行。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二日
昆明市水库沿岸公共空间保护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水库沿岸公共空间的保护，充分发挥水库综合效益，有效保护水资源和水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昆明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小（二）型及小（二）型以上水库沿岸公共空间的保护。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水库沿岸公共空间的范围如下：
（一）饮用水源水库沿岸公共空间为：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库区管理范围和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沿地表外延200米保护范围内的陆域和水域；
（二）非饮用水源水库沿岸公共空间为：
1.可提供休闲娱乐场所水库沿岸公共空间为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库区管理范围和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沿地表外延200米保护范围内的陆域和水域；
2.其它水库沿岸公共空间为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库区管理范围和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沿地表外延150米保护范围内的陆域和水域。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库沿岸公共空间保护工作的领导，并组织对水库沿岸公共空间范围内的园林绿化、生态湿地、休憩设施等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
第五条 水库沿岸公共空间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水库沿岸公共空间的统一管理工作。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乡水利水土保持管理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库沿岸公共空间的管理工作；水库管理单位具体负责职责范围内水库沿岸公共空间日常管护工作。
环保、国土、规划、园林、建设、林业、农业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水库沿岸公共空间保护工作。
第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水库沿岸公共空间范围设置界桩、界碑等警示标志。
第七条 水库沿岸公共空间范围内不得审批与供水设施、保护水源、改善水质、水土保持无关的建设项目。
第八条 水库沿岸公共空间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取土、采矿、采砂、采石、葬坟、打井、建窑、爆破、盗伐滥伐林木、破坏园林设施、挖筑鱼塘；
（二）倾倒垃圾、废碴、尾矿、弃土或堆放、掩埋、清洗污染水体的物体，向水域排放超过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
（三）在水域内炸鱼、毒鱼、电鱼；
（四）在水库渠道上建房、开口、凿洞、覆盖、垦植、铲草；
（五）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
（六）向水域或渠道设置和增大排污口；
（七）损毁或盗窃堤坝、闸门、泵站、渠道等水利工程建筑物及附属的水文观测、通讯、防汛、输变电、照明等设施；
（八）损毁或盗窃休憩和照明等公共设施；
（九）设置畜禽养殖场；
（十）开垦土地；
（十一）围滩造田、围库造塘、网箱养殖和放养畜禽；
（十二）其他危害水库沿岸公共空间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九条 在饮用水源水库公共空间范围内除遵守第八条规定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与水库管理、维修、养护无关人员自由进入；
（二）其他危害水源的行为。
第十条 在可提供休闲娱乐场所水库沿岸公共空间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商相关部门，按照分级管理原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审批后方可进行：
（一）设置、张贴商业广告；
（二）设置商业、饮食、服务网点；
（三）举办公共活动。
第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的，由水利、国土、规划、园林、建设、环保、林业、农业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第十二条 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恪尽职守，加强对水库沿岸公共空间的保护。对保护工作不利或者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不依法查处、查处不力的，由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依照管理权限追究相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8年10月12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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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琼府办〔2011〕34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海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我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规范融资性担保行为，促进我省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监会等7部委2010年第3号令）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担保责任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在本省辖区内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分支机构，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以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为经营准则，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审慎经营模式。
第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遵守合同的约定，并履行相应的社会信用管理义务。
第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融资性担保公司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干涉。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为客户保密，不得利用客户提供的信息从事任何与担保业务无关或有损客户利益的活动。
第六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
第七条 海南省财政厅（以下简称省级财政部门）以及各市县（洋浦）财政局（以下简称市县财政部门）是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部门。
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政策的制定及其准入、退出、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等管理，并向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报告工作。
融资性担保公司实行属地管理，各市县人民政府是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防范处置的第一责任人。市县财政部门是当地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部门，负责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准入、退出及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并负责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管部门报告工作。
第八条 省政府有关部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
第二章 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九条 在我省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由监管部门审查批准。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须向拟注册地监管部门提出申请。 在省工商部门注册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跨省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分支机构和外商投资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由省级财政部门审批。上述类型以外的在市县工商部门注册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由各市县财政部门审批。经市县财政部门批准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在办理注册登记后由市县财政部门汇总报省级财政部门备案。股份制公司的管理除外。
经批准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由省级财政部门根据批准文件核发经营许可证，并凭批准文件和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由省级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名称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等依次组成，其中行政区划指省、市、县行政区划的名称，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
（二）符合政府对融资性担保行业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总体要求；
（三）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发起股东；
（四）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
（五）有符合任职资格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六）有具备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工作人员；
（七）有健全的组织结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八）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
（九）省级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第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必须真实合法，全部为实缴货币资本，由发起人或出资人一次性足额缴纳。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其中，在省工商局注册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在海口市工商局、三亚市工商局和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局注册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在其他市县工商部门注册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第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品行和声誉；
（三）熟悉经济、金融、担保的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合法合规和审慎经营意识；
（四）从事3年以上担保或金融工作，或从事相关经济工作5年以上，具有与担任职务相应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组织管理能力；
（五）省级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担任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报经监管部门核准任职资格。
第十六条 申请设立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向监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书，应当载明拟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和业务范围等事项；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章程草案；
（四）股东名册及其出资额、股权结构；
（五）股东出资的验资证明以及持有注册资本5%以上股东的资信证明和有关资料；
（六）拟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证明；
（七）经营发展战略和规划；
（八）营业场所证明材料；
（九）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十）监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连续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两年以上，近两年连续盈利；
（二）在省工商局注册的，注册资本金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在海口市工商局、三亚市工商局和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局注册的，注册资本金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在其他市县工商部门注册的，注册资本金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三）近两年每年累计发生的代偿损失或投资损失不得高于净资产的5%；
（四）近两年无违法、违规不良纪录；
（五）省级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省外融资性担保公司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应具备上述条件。
第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跨省、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征得该融资性担保公司所在地监管部门同意，并经拟设立分支机构所在地监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经监管部门审查批准：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组织形式；
（三）变更注册资本；
（四）变更公司住所；
（五）调整业务范围；
（六）变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七）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
（八）分立或者合并；
（九）修改章程；
（十）省级财政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变更事项。
融资性担保公司变更事项涉及经营许可证事项的，由省级财政部门换发经营许可证；变更事项涉及公司登记或备案事项的，按属地管理原则经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按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或备案。
第二十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自批准设立之日起，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开业后连续六个月以上未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由省级财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收回经营许可证，并告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因分立、合并或出现公司章程规定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应当经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并凭批准文件及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
第二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合并的，应在合并决议批准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或新设的机构承继。
第二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并应当自分立决议做出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机构承担连带责任，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有重大违法经营行为，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市场秩序、损害公众利益的，由监管部门予以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因以下原因解散：
（一）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三）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撤销；
（五）其他需要解散的事项。
因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和第五项原因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融资性担保公司因解散、被撤销而终止的，应当向发证机关缴回经营许可证，及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并予以公告。
逾期不缴回经营许可证又不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由监管部门注销其经营许可证，并告知工商部门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二十六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应当依法实施破产。
第三章 股东资格、股权设置和组织机构
第二十七条 境内企业法人投资入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
（二）财务状况良好，近两年连续盈利；
（三）公司治理结构良好，内控制度健全有效；
（四）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信用记录和纳税记录；
（五）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
（六）省级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八条 境内自然人投资入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信用记录；
（三）入股资金来源真实合法；
（四）省级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股权和组织机构设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股份可依法转让、继承和赠与。但发起人或出资人持有的股份自融资性担保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或质押；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融资性担保公司股份总数的25%；融资性担保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第三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第三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可根据需要设置不同的专业委员会，提高决策管理水平。
第四章 业务范围
第三十三条 经监管部门批准，融资性担保公司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全部担保业务：
（一）贷款担保；
（二）票据承兑担保；
（三）贸易融资担保；
（四）项目融资担保；
（五）信用证担保；
（六）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第三十四条 经监管部门批准， 融资性担保公司可以兼营下列部分或全部业务：
（一）诉讼保全担保；
（二）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
（三）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四）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五）省级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在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中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跨辖区违规开展业务。
第三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可以为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提供再担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但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近两年无违法、违规不良记录；
（二）省级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从事再担保业务的融资性担保公司除需要满足前款规定的条件外，实收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连续营业两年以上，近两年每年累计发生的代偿损失或投资损失不得高于净资产的5%。
第三十六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吸收存款；
（二）发放贷款；
（三）受托发放贷款；
（四）受托投资；
（五）省级财政部门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
融资性担保公司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由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五章 经营规则和风险控制
第三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治理结构，完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保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设两2名以上的独立董事。
第三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建立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的担保评估制度、决策程序、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并制定严格规范的业务操作规程，加强对担保项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第三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配备或聘请经济、金融、法律、技术等方面具有相关资格的专业人才。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设立首席合规官和首席风险官。首席合规官、首席风险官应当由取得律师或注册会计师等相关资格,并具有融资性担保或金融从业经验的人员担任。
第四十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等的要求，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第四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可根据担保项目的风险程度，由融资性担保公司与被担保人自主协商确定，但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第四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
第四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
第四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限于国债、金融债券及大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以及不存在利益冲突且不高于净资产20%的其他投资。
第四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当年担保费收入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按不低于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累计达到当年担保责任余额10%的，实行差额提取。差额提取办法和担保赔偿准备金的使用管理办法由省级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省级财政部门可以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责任风险状况和审慎监管的需要，提出调高担保赔偿准备金比例的要求。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对担保责任实行风险分类管理，计量担保责任风险。
第四十六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要建立发起股东承诺制度。主发起人向批准机关出具承诺书。公司股东与融资性担保公司签订承诺书，承诺自觉遵守公司章程。
第四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债权人应当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建立业务关系，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风险承担的方式。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性担保公司对担保贷款风险实行按比例分担。
第四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原则上不得为其母公司或子公司提供融资性担保。
第四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办理融资性担保业务，应当与被担保人约定在担保期间可持续获得相关信息，并有权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
第五十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债权人应当建立担保期间被担保人相关信息的交换机制，加强对被担保人的信用辅导和监督，共同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将公司治理情况、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资本金构成及运用情况、担保业务总体情况等信息告知相关债权人。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五十二条 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辖区内融资性担保公司信息资料收集、整理、统计分析制度和监管记分制度，对经营及风险状况进行持续监测。
建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记分和评级制度，实施分类监管。
监管部门应当于每年5月底前完成所监管融资性担保公司上一年度机构概要报告。
第五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向监管部门报送经营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合法合规报告等文件和资料。提交各类文件和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第五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季度向监管部门报告资本金运用情况。
监管部门应当根据审慎监管的需要，适时提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要求。
第五十五条 监管部门根据监管需要，有权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供专项资料，或约见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要求就有关情况进行说明或必要的整改。
监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向债权人通报所监管有关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违规或风险情况。
第五十六条 监管部门根据监管需要，可以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予以配合，并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融资性担保公司出示检查通知书和相关证件。
第五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发生担保诈骗、金额达到其净资产5%以上的担保代偿或投资损失，以及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法、违规等重大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向监管部门报告。
第五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股东大会或股东会、董事会等会议的重要决议。
第五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聘请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年度审计，并于每年4月底前将审计报告及时报送监管部门。
第六十条 监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和处置制度，制定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机构及其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及时有效处置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市县人民政府及其监管部门负责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重大风险事件的报告和应急管理。
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管部门报告本辖区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重大风险事件和处置情况。
第六十一条 监管部门应当于每年年末全面分析评估本辖区融资性担保行业年度发展和监管情况。
市县财政部门应当于每年1月底前向上级监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报告本辖区上一年度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情况和监管情况。
省级财政部门应于每年2月底前向省人民政府和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报告全省上一年度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和监管情况。
第六十二条 监管部门应积极组织开展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信息咨询、经验交流、业务培训、权益保护、行业自律和对外交流等工作，切实推进融资性担保公司加强自身建设和文化建设，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六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行业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履行自律、维权、服务等职责。全省的融资性担保行业自律组织接受省级财政部门的指导。
第六十四条 省级财政部门应会同有关单位建立健全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信用评级制度，积极引导融资性担保公司参加外部信用评级，并向社会公布评级结果。
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应将融资性担保公司有关信息纳入征信管理体系，并为融资性担保公司查询相关信息提供服务。
第六十五条 为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可持续发展和规范管理，监管部门将对行业表现突出者进行表彰。具体评比奖励办法，由省级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公司制以外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外商投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适用本办法，法律、行政法规另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融资性再担保机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六十八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六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正确的观点、缺憾的论证
——评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
李龙* 黄锫**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的论点是正确的，但是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使该论点所质有的说服力有所削减，且文中三个论据——“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乱世无法治”——显得有些偏激的表述方式不但催生了对表述内容本身的怀疑，而且存在被人误解以至利用的危险，进而无意间隐含了颠覆法治的力量。
关键词：法治 穷国无法治 愚昧无法治 乱世无法治
法治（依法治国）[1]当为时下法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主要是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制度秩序的渴求以及中国法学界同仁对这种渴求的回应而发生。回应中因人而异必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心态，其中有些情绪不免激进偏颇。《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刊发了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以下简称“郝文”），文中对在回应声中存在的急躁情绪进行了分析和批驳。该文以三个决然性结论——“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乱世无法治”——为大前提，以我国的经济水平、文化素质和社会稳定状况三个方面的欠缺为小前提，并辅以大量的量化实证数据，推断出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应当渐进的结论。单从其论点看来，其内涵应说是无可厚非，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中国法治进程的确不能一口气吃成胖子，不能翻演经济“大跃进”的闹剧。然而，玉亦有瑕疵，郝文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使文中论点质有的说服力有所削减，且论证的三个大前提显得有些偏激的表述方式不但催生了对表述内容本身的怀疑，而且存在被人误解以至利用的危险，进而无意间隐含了颠覆法治的力量。以下本文将就郝文中所存在的一些缺憾以及中国法治的渐进性问题作一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
讨论“法治”相关命题必须明确的一个前设是：什么是“法治”？这一前设的明确是讨论的基础，否则之后的论述就会如空中楼阁，水中浮萍，失去了对象所指，也失去了讨论的意义所在。
郝文在切入论证之前并没有集中笔力明确界定中国依法治国的具体所指，而只是从正文中零碎的提及：如在文章第（一）部分开头说道：“法律不同于道德的一大特点，就是前者的实现比后者需要更多的经济成本。因此，极言之，穷国无法治”。从前后的逻辑关系看来，郝文此处将“法治”视为“法律的实现”，这就类似于纯粹法学派创始人凯尔森所认为的：“法治原则并不保证政府统治之下的个人的自由，亦即创造法律与应用法律这两种职能之间的关系；它的目的是使后者与前者相一致。”[2]因此似可将其归属于实证主义法学的法治观点，偏向于形式主义法治。然而，在郝文第（三）部分写到“极而言之，乱世无法治（无正常的，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法治）……”。推敲看来，这里认为“正常的法治”是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这又可以归纳到自然法学性质的法治观点，偏向于实质主义法治。在同一文章中前后跳跃式出现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趋向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相互排斥的法治概念，这不能不说会对论证的逻辑连贯性产生负面的影响。特别在我国目前转轨时期，法治建设刚刚开始步入轨道，千头万绪纠织在其中，“依法治国”虽然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被确立，但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含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发展的方向还没有完全的清晰和明确。因此，在具体论述中国的“依法治国”是否渐进时，如果没有对这个概念本身的事先明确，那么是否会陷入一种喃喃自语的尴尬处境呢？
进一步说，对于法治含义理解的不同甚至会导致对论证意义的摧毁。比如，在王人博的研究中，发现其实中国古代法家的思想已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标准了[3]，夏勇的研究也发现法家的法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实证主义法学家拉兹（J.Raz）的法治观点有相似之处[4]，高鸿钧则将古中国秦朝在法家思想影响下建立的法律秩序称为“非民主的实质法治”[5]，认为“在非民主体制下，虽然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威，但是，只要这些权威的意志通过法律予以确认和推行，这种秩序便是法治”[6]。那么，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法治，法家的法制也是“依法治国”可能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当然不是我们所愿。此外，德裔法学家弗里德曼还认为“法治”是指：“‘公共秩序的存在’。它的意思是通过法律指挥的各种工具和渠道而运行的有组织的政府。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现代社会，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都处在法治之下。”[7]按照这种理解，那我国的法治水平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并且一直以来都是法治国家，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谈论建设法治的进程到底应该是渐进的还是一步登天诸如此类问题了，因为这样理解法治的话我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法治国家了——这显然是荒谬的。对于中国法治建设中隐含的这种歧途是比较容易明了的，此处提及仅仅是为了强调确定论证概念的含义对于论证的重要性。
法治概念泊来自西邦，稍细查之，它在其本源处也是支流纵横、交错密布的：从具体制度形态角度粗略划分大致就有英国的“法律之治”（rule of law）和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at)两大类型[8]，如果具体到各个国家考察又会发现相互之间的制度设置琳琅满目，不一而足；从学术观点角度粗略考察大致就有“形式主义法治观”、“实质主义法治观”和“统和与超越法治观”三种类型[9]，在每一种类型中更可发现各帮各派观点林林总总，层出不穷。更有甚者，同个学术派别之内，具体到某个特定的学者，其关于法治究竟指什么的认识也会有前后承转变化之处[10]。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初显始于清末[11]，后为战争与革命阻，曲进在新中国初，断档于文革，复苏自拨乱反正，起步发展至今，这一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明古国接受异质外来文化的痛苦与挣扎，在这种痛苦与挣扎中，法治之中的异质基因被本土基因所吸收，本土基因由于法治的引入得到改造，双方在矛盾、磨砺中不断发生发展变化，形成“我不是原来的我，你也不是原来的你”以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混沌局面。在此情形下，关于法治是什么？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就成为最错综的疑问之一，上世纪末20年内发生的两次有关“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都与这个问题紧密关联[12]。然而，观点学说以及实践的差异不能成为具体论证法治相关问题时缺失“法治指什么”这一论证前设的借口，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对法治理解的多样性，才更有理由必须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明确立足点所在，避免在论证过程中打迷踪拳，令人摸不着头脑。
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法治含义范围内讨论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我们认为，简单的定义，法治是一种的理想社会秩序。具而言之：
第一：在这种理想的秩序中，以“法律”[13]作为形成、维持、恢复秩序的主要手段。秩序是人类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可以分为自然演进形成的和人为建构形成的两种主要方式。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的秩序是以“法律”作为形成的主要手段，其他与法治并列的秩序选择包括以超自然神灵的权威作为形成秩序主要手段的“神治”，以具有超凡人格魅力的一人或数人的意志和行为作为形成秩序主要手段的“人治”，以血缘社会中自然形成的不成文的道德规范作为形成秩序主要手段的“德治”。
第二：在这种理想秩序中，即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从、特别是权力的服从。所谓“普遍遵从”包括了权利义务拥有者的遵从，也包括了权力职责拥有者的遵从。其中后者尤其显得重要，富勒（L.Fuller）法治八原则中最后一条原则：“官方行动和法律的一致性”，也就是同一性（congruence）指的正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在法治八原则中，这一原则是最复杂而且也是最关键的，指出“法治的实质必然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入监牢或宣布他主张有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曾宣布是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就什么意思也没有。”[14]拉兹（J.Raz）则认为虽然广义上的法治指一切人都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的统治。但是按照政治法律理论，法治应仅指政府应该由法律来统治并服从法律[15]，可见他对权力职责拥有者守法之于法治的重要意义的重视。
第三：在这种理想的秩序中，人们所遵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何谓“制定良好”，也就是法律是否“制定良好”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形式法治论与实质法治论争论的焦点所在，也是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争论的焦点之一。形式法治论一般认为判断良好法律的标准在于制定法本身。如富勒（L.Fuller）所主张的法治八原则：法应具有一般性；法应公布；法不应溯及即往；法应明确；法不应自相矛盾；法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之事；法应稳定；官方的行为应于宣布的法律保持一致。其中前七条原则都是限于对法律本身性质的考察，富勒本人也承认他所说的法治原则主要是指法律的“内在道德”[16]，也可以称之为“程序自然法”，而不是“实体自然法”，“实体自然法”指的就是实在法之外的包含公平、正义、民众的认同等内容的实质性价值标准[17]。实质法治论是作为弥补形式法治论的缺陷而出现的，它认为除了根据法律本身的属性来判断法律的优劣之外，还必须引入法律之外的判断标准，比如公平、正义、人权等价值标准。如1956年《德里宣言》（Declaration of Delhi）在继承1955年《雅典决议》（Act of Athens）所提出的“能动的法治概念”的基础上[18]，认为“在自由社会里”，法治“不仅保障和促进个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且应确保个人合法期望与尊严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19]应如何在这两种观点中进行取舍呢？我们认为，法律是否“制定良好”的判断标准应有两个层次：
层次一：制定的法律首先必须符合明确、稳定、公开、可行、不溯及即往、不自相矛盾六个形式品格。这六个法律的形式品格是法律可行性的前提。
层次二：制定的法律本身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合宪性，也就是符合宪法的规定（实体的和程序的），在这个意义上，宪治是法治的最高形态，因此，违宪审查机制建立和健全作为实现“法之合法性”的必备要件由为显的必要。值得强调的是，在此并没有引入法律之外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这是因为考虑到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倾向使得价值的普遍认同难度加大，即使有一种词语表述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但对于其中具体含义的理解也仍然是多纬度的。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应该如何保证宪法的“合法性”呢？这就必须引入“民主”这个概念，只有在真正民主制度下（选举制度，多数表决制度，尊重少数意见原则，最广泛的社会利益团体的互动）产生的宪法才能获得其“合法性”。换句话说，民主为宪法（进而为法治）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20]。
第四：在这种理想的秩序中，还必须存在着健全的法律执行机构和司法判断机制。法律执行机构的任务是按照规定的程序执行法律，其中不可避免存在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通过正当程序要件加以控制。司法判断机制是在两造对抗的情形下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是非断定，无论是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还是不平等主体间的纠纷，任何利益受影响者都应有途径通过司法审查的途径加以解决，并且这种途径是能够尽量的省时省费。由于司法判断的结论往往会不利于其中一方，影响其利益的存在状态，因此判断者以中立的地位、不偏不倚的姿态作出判断是吸收失利一方不满情绪的主要形式。这种中立地位既表现在法院外部的独立地位和姿态上，也表现在法院内部法官个人判断作出的自主程度之上，由此司法独立就成为健全司法判断机制的主要标志。同时还应通过培养健全成熟的法律职业家共同体作为辅助司法活动以及纠正司法偏差的重要力量[2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秩序是“理想的”。“理想的”表述说明对“法治”的择优而录，也就是说在多种秩序选择中意识到“法治”之优或是意识到其“害”之轻，这为我们的实践追求提供了必要性的前提。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拉兹（J.Raz）将“法治”看作是法律制度的一种重要品德[22]，新自然法学派代表菲尼斯（John Finnis）将法治视为使法律制度在法律上处于的“良好状态”[23]都与此层意思曲径相通。称其为“理想的”还说明“法治”在现实中尚未实现或者并未完全实现，这为理论构建提供了可能性的前提，也为讨论实现过程的渐进或跃进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在这一层意义上，拉兹所持的完全符合“法治”之不可能性观点[24]以及富勒（L.Fuller）所认为的由于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必然与“法治”部分相符的观点[25]都可以在这一表述中得到体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治是一种理想的完美的秩序，根据以上几个标准，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秩序都或多或少的体现了法治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同时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秩序绝对完全的符合上述法治秩序的标准。因此，我们对法治的感受存在于对法治的追求过程当中，它好比绝对真理一样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总是在无限的接近它，并且于此同时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相对法治。法治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使这个“度”向上行而不是相反。
二
（一）关于“穷国无法治”
郝文认为，“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说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极而言之，穷国无法治”，同时举出了较为详实的资料证明我国以人均GDP计算来看，尚处在全部五个档次中倒数第二的位置。同时，郝文还认为地方法治水平的高低主要依赖地方财政的支持，而我国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大，随之法治发展的水平也有很大的差距，这就会导致中国实现法治的过程要慢慢来，并且还具体说明实现的时间在2090年或2090年之后。此外，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要比法治现代化的实现容易，法治现代化的实现还要受制于本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战略，协调各方的关系是史无前例是课程，需要慢慢探索，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是独特的，渐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