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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开办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管理办法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86年12月12日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开采范围和条件
第三章 审查批准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省乡镇集体和个体采矿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简称《矿产资源法》）第十四条规定，结合我省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省境内开办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都必须遵守《矿产资源法》和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矿产资源包括：金属、非金属、能源矿产和地下水。
第四条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政府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
第五条 对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应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政府鼓励、指导和帮助乡镇集体矿山企业的发展；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人依法采矿。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帮助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加强安全生产。
地质工作单位和国营矿山企业应当按照积极支持、有偿互惠的原则向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提供地质资料和技术服务。
第六条 矿产资源的开发管理必须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赔偿（受罚）；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第七条 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领取采矿许可证，禁止无证采矿。
国家保护合法的采矿权不受侵犯，采矿权不得买卖、租赁和用作抵押。
第八条 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矿产资源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地、市、县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即矿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矿产资源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各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协助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进行矿产资源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开采范围和条件
第九条 鼓励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开采下列矿产资源：
（一）未经地质勘探的矿点；
（二）经地质勘探、国家尚未规划开采的地方小型矿区；
（三）国营矿山企业矿区范围内的边缘零星矿产。
第十条 允许个体采挖零星分散的矿产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遍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以及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矿产。
第十一条 禁止在下列范围开采矿产资源：
（一）港口、机场及国防工程设施圈定的地区以内；
（二）重要工业区、大型水利工程设施、城镇市政工程设施附近一定距离以内；
（三）铁路和重要公路两侧一定距离以内；
（四）重要河流及堤坝两侧一定距离以内；
（五）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文物保护区和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质现象、矿物保护区；
（六）国家规定不得开采矿产资源的其他地区。
第十二条 开办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乡镇集体采矿应具备：
1、有开采区范围内必要的地质矿产资源资料、矿界图件和开采方案；
2、具有与申请的开采规模相适应的资金、技术力量和设备；
3、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措施、矿产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措施。
（二）个体采矿应具备：
1、有明确的开采地点和范围；
2、有相应的安全生产、采掘技术和矿产资源保护措施。

第三章 审查批准
第十三条 开办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按下列规定办理审批：
（一）乡镇集体矿山企业，申请开采未经地质勘探的矿点，在本县（市）境内的，由县（市）人民政府审批；
开采跨县（市）的矿点，由行政公署或市人民政府审批；
开采跨地、市的矿点，由省人民政府审批。
（二）乡镇集体矿山企业，申请开采经地质勘探、国家尚未规划开采的地方小型矿区，本地、市辖区内，由行政公署或市人民政府审批；跨地、市的，由省人民政府授权的省行业主管部门审批。
（三）乡镇集体矿山企业申请开采国营矿山企业矿区范围内的边缘零星矿产，由国营矿山企业统筹安排并签署意见，报国营矿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四）凡个人申请采挖零星分散矿产和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沙、石、粘土矿产，经乡（镇）人民政府证明，由县（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
（五）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的乡镇集体矿山企业，采矿审批手续参照本办法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凡批准开办的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由批准机关在批准前，会同同级的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开采范围和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复核，并签署意见，在批准后由同级的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根据批准文件颁发采矿许可证。
第十五条 审批机关对办矿者的申请，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应在三十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
颁发采矿许可证的机关，自接到批准文件之日起，应在十五日内，办理采矿许可证。
第十六条 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分别为：乡镇集体矿山企业不超过五年；个体采矿不超过二年。期满后，需要延长的，应报原发证机关批准。
凡变更企业名称、开采矿种、开采方式、开采范围的，须重新办理申报手续。
第十七条 采矿许可证由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统一印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复制。
第十八条 领取采矿许可证应缴纳手续费，其标准由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或个体采矿自取得采矿许可证之日起三十日内，凭采矿许可证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办理税务登记，方可采矿。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领得采矿许可证的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人应向发证机关报告开工情况，在取得采矿许可证之日起一年内不施工的，由原发证机关注销其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第二十一条 国家批准建设的矿区范围内已有的乡镇集体矿山企业或个体采矿，应当关闭或者到指定的地点开采，由矿山建设单位给予合理的补偿；也可以按照该矿山建设单位的统筹安排实行联合经营。
已开采而未办理报批手续的，应迅即补办，在本办法颁布后六个月内仍不补办报批手续的，由当地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开采。
第二十二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应向县（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缴纳矿产资源开发管理费，收费办法由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另行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矿产资源开发管理费，用于人才培训、提供服务等方面，专款专用，不得它用。
第二十三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防止污染环境。对复土、废石、污水等应妥善处理，不得随地倾倒、排入溪流、江河、农田。同时应接受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检查，执行环保部门作出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四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采用合理开采方案、禁止乱挖滥采、浪费和破坏矿产资源，对同时采出而暂时利用不上的矿石或含有有用组分的尾矿要妥善保存；
（二）对已批准的矿界，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越界开采；
（三）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必须测绘井上、井下工程对照图或露天开采工程图；
（四）开采矿产资源造成耕地、林地破坏的，应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其他利用措施，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五）开采矿产资源时，如发现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罕见地质现象及文化古迹，应加以保护，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六）必须遵守国务院颁发的《矿山安全条例》、《矿山安全监督条例》及《水土保持条例》的规定，防止工伤事故和水土流失；
（七）在关闭矿山时应负责回填矿坑，复土造田，提出矿山闭坑报告，报请审查批准。
第二十五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选的矿产品，按下列办法收购、销售：

（一）金、银、宝石、水晶等矿产品，按国务院规定由指定的单位统一收购，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收购；开采者不得向非指定单位销售；
（二）其他矿产品的收购和销售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二十六条 凡采矿中发生矿区范围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所在县（市）的人民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矿区范围处理；跨县（市）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有关行政公署或市人民政府处理；跨地、市的矿区范围争议，由省人民政府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领取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责令停止开采，没收采出的矿产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500至5000元；

（二）越界开采者，责令退回界内开采、赔偿损失，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200至2000元；拒不退回界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吊销采矿许可证，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三）买卖、出租、转让矿产资源以及采矿权或者将采矿权用作抵押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采矿许可证，并处以罚款2000至10000元；
（四）违反本办法收购和销售国家统一收购的矿产品的，没收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1000至5000元；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违反本办法，采取破坏性的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罚款2000至4000元；情节严重的，吊销采矿许可证；
（六）盗窃、抢夺矿山企业和勘查单位的矿产品和其他财物的，破坏采矿、勘查设施的，扰乱矿山和勘查区生产秩序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予以
处罚；
（七）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第七款规定的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处以罚款10000元以下；个体采矿处以罚款1000元以下。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七款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市）人民政府决定；第四款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第五款规定的行政处罚，由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决定。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罚款及没收违法所得全部上交国库。
第三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对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本省过去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的应用解释权属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1986年12月12日
重读戊戌变法

　 包万超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