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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看待新《国家赔偿法》

刘长秋


　　2010年4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闭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新《国家赔偿法》）。该法对行政赔偿、刑事赔偿、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等方面作出了很多新规定，在赔偿范围、赔偿标准上取得了重大进步，不仅完善了赔偿程序，畅通了赔偿范围，而且还历史性地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使精神损害赔偿也被纳入了国家赔偿的范围。依据规定，该法将于2010年12月1日起实行。
　　作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一步，新《国家赔偿法》的通过有着非比寻常的重大意义。该法的通过不仅使得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明确，赔偿的程序和赔偿的标准更加科学、更加完善，而且也使得法律的可操作性变得更强。例如，新法取消了原《国家赔偿法》有关违法归责原则的规定，使得公民因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法行使职权而遭受权益损害的情况也纳入国际赔偿的范围；新法取消了原《国家赔偿法》要求赔偿请求人申请刑事赔偿时须由赔偿义务机关进行确认的规定，简化了赔偿程序；新法增加了对精神赔偿进行了明确规定，使立法的内容更加人性化；新法增加了赔偿义务机关当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并注明收讫日期的书面凭证的规定，有利于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的及时履行……。这些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使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以促进社会和谐等，显然都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就此而言，这样一部法律修正案的通过足以值得我们欢呼雀跃。然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我国多年法治建设中所形成的“重立法而轻法律信用”的思维惯性并加之该法自身所内含的一些显见缺憾面前，对这样一部理论上有着重大意义之法律的通过，我们除了要抱以热烈的掌声和满腔的期望之外，恐怕更需要到是保持足够的冷静与理性；换言之，我们必须要清醒地预见到该法在我国法治实践中所能够发挥的实际作用与人们对它的过高期望之间所可能会出现的巨大反差，不宜过于迷信该法在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
　　之所以不宜过于迷信该法在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而更应保持冷静与理性，首先与我国的特殊国情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我国，新《国家赔偿法》在理论上应当能够很好地发挥其自身在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然而，多民族、多人口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社会矛盾复杂的现实所必然招致的维稳需要，却决定了《国家赔偿法》不太可能会成为一部单纯追求权利救济的权益保障法，而更可能会是一部以“促和谐、求稳定”为首要目标的秩序维护法。在其首要价值目标在于追求社会稳定而非权利救济的背景下，《国家赔偿法》在公民权利救济方面所能够具有的作为就必然是有限的——至少要低于一部以权利救济为首要价值目标的《国家赔偿法》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而就其规则设置及制度安排所显现出来的理念来看，无论是旧《国家赔偿法》还是新《国家赔偿法》，其首要着眼点显然都在于维护稳定而非权利救济，其责任追究方面的诉求要远大于其权利救济方面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新《国家赔偿法》相对于原《国家赔偿法》而言在立法内容的合理性上取得了多少进步，它都不太可能会在公民的权利救济方面显现出其本应为人们所关注和期待的作为。就此而言，过于迷信新《国家赔偿法》对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可能会无助于我们对这部法的理解与推进。
　　其次，对新《国家赔偿法》的认识保持足够的冷静与理性也是反思我国多年法治建设中所形成的“重立法而轻法律信用”之思维惯性的必然结果。因为从我国多年的法治实践来看，重立法建设而轻法律信用亦即轻视法律自身的贯彻实施，一直都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流弊。而这一流弊直接导致了很多法律在我国都陷入了过于纸面化的怪圈，无法在实践中发挥其本应有的作用。《国家赔偿法》作为直接挑战国家公权的一部法，自然也难以例外。实际上，《国家赔偿法》在1995年1月1日生效实施之初，曾获得空前赞誉，人们寄希望于这部法律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冤假错案”，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对该法的这样一种高期待一直都有增无减，该法甚至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乃至中国民主法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人们对这部法律的期待与厚望由此不难见一斑！然而，相比于《国家赔偿法》的高调诞生以及其颁布和实施之初人们寄予它的厚望，这部法律的实施过程却是比较令人失望的。现实中，这部法律一直饱受“门槛高、标准低、范围窄、程序乱”等问题的困扰，远没有在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发挥出应有的能量，以至被人们戏称为“国家不赔法”。这一点，无论是从曾经让我们感觉荒唐至极的“处女嫖娼案”上，还是从让我们洞见“自由不值钱”的“史延生案”中，抑或是从曾经让我们慨叹死权对抗公权之艰难的“胥敬祥案”里，都不难到印证。
　　在震惊全国的“处女嫖娼案”中，19岁少女麻旦旦被陕西泾阳县公安局以“卖淫”为名拘留，被迫两次做处女鉴定后，才得以证明清白。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作为受害人的麻旦旦不但在精神上所遭受的重大创伤无从弥补，而且总共只获得了74元的国家赔偿。在“史延生案”中，因“抢劫”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被证明是冤案的受害人史延生在被错误羁押5101天之后，最终仅获赔6000余元，以至引发了舆论关于“一天的自由才折价1元多”之唏嘘。而在历时多年终于通过司法路径得以洗清沉冤的“胥敬祥案”中，最终获得52万余元国家赔偿款的胥敬祥显然也并没有感受到一丝半毫的轻松，尤其是在经历了申请国家赔偿长达4年半的、历经无数次申诉和上访的艰难与苦盼之后……。由于我国多年法治建设中所形成的只强调立法建设而忽视法律信用建设之惯性思维的影响，《国家赔偿法》在运行15年期间所带给人们的失望与失落恐怕丝毫不会少于其最初所给予人们的期望与希望。以此观之，在后来的“清洁女工拾金案”中，因为证据不足而未被提起公诉的女清洁工梁丽之所以会在恢复自由之后决定放弃申请国家赔偿，所折射出的除了作为私权主体之个人在面对作为公权主体之国家时的无奈之外，更多的恐怕是对《国家赔偿法》这样一部法律的不信任！
　　而除去以上两个重要因素之外，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相互博弈之最新结果的新《国家赔偿法》在规则的设置与制度的安排上，显然也难以让我们对其能够在公民权利救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抱有过高期待。尽管新法的修订较之与旧法而言具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显然依旧有一些缺憾。质言之，新法不但未能在行政不作为造成损害的国家赔偿方面获得突破，而且还对国外立法实践中普遍采纳的结果归责原则进行了妥协性变通，规定了“错拘在法定时限内不赔”及“错捕后酌定不起诉的不赔”两项可能会引发争议内容。而这些显然都会形成对新《国家赔偿法》发挥其私利救济功能带来不确定性影响。具体来说：新《国家赔偿法》未能在行政不作为造成损害的国家赔偿方面获得突破。从近年来我国不断发生的各类重大安全事故的成因上来看，无论是包括“三鹿奶粉事件”在内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现，还是包括“山西黑砖窑事件”在内的各类劳动侵权事件的发生，抑或是包括“山西疫苗事件”等在内的各类药品安全事故的形成，相关的行政主管机关都在其中扮演了行政不作为的不光彩角色，而这也成为导致这些重大事故发生的一个不容抹杀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为这类事件中的受害人买单则不但可以督促各级政府更好、更积极主动、尽职尽责地行使其自身职权，而且也完全合乎社会对公权的期望以及现代法治所追求之正义理念。但遗憾的是，新《国家赔偿法》却并没有在这方面获得突破。不仅如此，新《国家赔偿法》尽管取消了原法所确立的违法归责原则，并以“有条件”的结果归责赔偿原则取而代之，从而扩大了国家赔偿的范围，但作为结果归责赔偿之例外的“错拘在法定时限内不赔”及“错捕后酌定不起诉的不赔”却很容易成为行使侦查、检察职权的司法机关为其错拘错捕行为进行开脱的理由。正像有律师所评论的“‘错拘在法定时限内不赔’及‘错捕后酌定不起诉的不赔’两个规定就像两个不安全的尾巴，如果在执行中不加以严格限制，很容易被当成不赔偿的借口。”新法中的以上这些问题无疑都给该法在今后实施蒙上一层阴影，使该法的实效大打折扣！
　　立足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新修正的《国家赔偿法》，我们固然要对其寄予足够的期望，并要为其内容之更具合理性、更加人性化和更富操作性而欢呼，但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部法律在运行过程中所可能会遭遇到的现实困难。因为毕竟，只有当我们对这样一部法律的认识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性时，我们才能够坦然地接受其实然与应然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才能够为缩小这一反差做一些更务实的工作！在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成果尚不足以令全社会都保持和保证对法律所本应有的足够尊重更毋宁说信仰的情况下，这对我们而言显然是更有意义的！

------本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0年第6期。


刘长秋(shangujushi@sina.com)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水利工程水费标准和管理办法（试行）
山西省政府
第14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节约用水、科学用水，增强水利工程自我维持和更新改造能力，巩固和发挥水利工程的效益，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国务院《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经过水利工程设施提供的地面水和地下水，均应实行有偿供水，用水单位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按规定缴纳水费。
水利工程水费标准，按工程隶属关系，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物价、财政部门，依据本办法确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水费的计收和管理工作的领导，各用水户应爱护水工程设施，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按规定缴纳水费。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国家管理的大中型水利工程和在国家管理的水源地区自建的提引水工程。

第二章 水费的标准
第五条 核定水费标准的原则；
（一）水费标准以供水成本为基础，根据国家政策和当地水资源状况，对各类用水分别核订。
（二）水利工程供水成本应包括供水工程的运行管理费、大修理费、折旧费以及其他按规定应计入成本的费用。
（三）农业用水的供水成本内，不包括农民投劳折资部分的固定资产折旧。
（四）工业、乡镇企业和城镇生活用水水费标准，按供水成本加一定年盈余核订，年盈余分别按供水投资的百分之七、百分之六、百分之四计算。
（五）各地确定的水费计收标准低于供水成本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贴。
（六）各地确定的水费标准，既要使工农业生产有承受能力，又不得低于省定最低标准。
第六条 农业水费标准：
（一）自流灌溉：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用水水费标准每立方米不低于四分。
（二）提水灌溉：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用水水费标准，应根据不同扬程的供水成本和水源状况确定，但不得低于自流灌溉最低的水费标准。
（三）其它经济作物用水水费标准，应高于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用水收费标准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第七条 工业水费标准：
（一）消耗水每立方米水费标准：水源紧缺地区不低于二十分，其他地区不低于十五分。
（二）贯流水每立方米水费标准：水源紧缺地区不低于四分，其他地区不低于三分。
（三）循环水每立方米收费标准：水源紧缺地区不低于三分，其他地区不低于二分。
贯流水和循环水用后返回本供水系统的水质，必须符合本系统用途所需的国家标准，水质污染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全部引水量按消耗水水费标准计收。
第八条 乡镇企业用水每立方米水费标准：水源紧缺地区不低于十八分，其他地区不低于十三分。
第九条 城镇生活用水每立方米水费标准不低于十分。
第十条 利用水库养殖的水费标准不低于养殖产品年销售总收入的百分之三。供水养殖、种植的，参照经济作物的水费标准收费。
第十一条 水电站按发电量收费。单独用水发电，每发一度电收费不低于一分；结合灌溉和其他用水发电，每发一度电收费不低于零点六分。
第十二条 城市绿化、公园、湖泊、体育场馆等公益事业用水，每立方米水费标准不低于七分。
第十三条 为农业供水的水利工程，如从水库提引水，应向水库管理单位缴成本水源费，如从其他供水工程提引水，应按成本缴水费。
为工业供水的水利工程，水源费的收费标准应包括供水投资的盈余额。

第三章 水费的计收
第十四条 水源紧缺地区的划分，根据各地供需情况和水源变化，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确定。
第十五条 水库库区移民的农业用水按第六条规定标准的三分之一计收水费，乡镇企业的用水按第八条规定标准的二分之一计收水费，人畜饮水，免收水费。
第十六条 农业用水实行基本水费加计量水费制度，基本水费按有效灌溉面积每年每亩一元至一点二元收费，计量水费应按季节实行浮动水费。
第十七条 大中型水利工程中，属乡村群众管理的渠系建筑物附加的管理费，不得超过水费标准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
第十八条 农业供水以斗渠进水口为计量点，工业和其他供水，以水源工程放水口为计量点。
实际计量点与上款规定的计量点不同时，应根据下移或上迁渠段内水的损耗率增减情况，相应调整水费标准。
第十九条 用水单位应在计收水费的计量点兴建和安装量水设施，并进行定期校验，量水设施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统一管理。未兴建和安装量水设施的，按测定该单位全天最大引水量计收水费。
第二十条 工业和城乡生活用水单位同供水单位应鉴订供用水合同。供方应保证按合同供水，用方应按合同计划供水量缴纳水费。
第二十一条 严格实行计划用水，对超计划用水的按下列标准加收水费：
工业、乡镇企业和城镇生活用水，凡超过计划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以内的，其超计划部分应分别按水费的二、四、六、八、十倍收费。对超过计划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除超计划部分按水费的十倍收费外，还应对其限制供水或停止供水，企业因
超计划用水支付的水费，不得计入成本，应在企业基金或利润留成中支付。
农业凡超过核定的亩次用水量部分，按原水费标准的一点二至一点五倍收费。
第二十二条 实行按季、按次预收水费或凭票供水制度。农业水费可通过乡镇水利站或村浇地组织代收，也可委托农业银行代收。工业、城镇生活和其他用水的水费，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直接向用水户计收，也可委托当地银行代收。
第二十三条 用水户在接到供水收费通知单后，应在半月内交清水费。逾期未交的，每日加收滞纳水费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一月未交水费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有权停止供水。
第二十四条 现有水利工程新增工业用水户或原工业用水户增加用水量，均应按增加的用水量一次性缴纳水源扩建补偿费，并按扩建工程后核订的水费标准缴纳水费。
新建的供水工程供水收费标准应按工程成本另行核订。

第四章 水费管理
第二十五条 水费应用于水利工程的管理运行、大修理和更新改造的支出，不得用于水利工程管理以外的开支。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或挪用水费。
第二十六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年度财务收支计划，按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并由地、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汇总后，向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备查。
第二十七条 工业水费的收入，除扣除供水成本外，其盈余部分百分之五十留工程管理单位使用，其余按下列比例上交：
（一）县管的水工程，分别向县、地（市）、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上交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
（二）地（市）管的水工程，分别向地（市）、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上交百分之七十和百分之三十。
（三）省管的水工程全部上交省水行政主管部门。
上交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资金可用于国家管理的供水工程更新改造、补充流动资金、以丰补欠基金，也可用于发展综合经营、技术业务培训、科学试验等项开支。
留给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资金，用于生产发展的部分不得低于百分之六十，其余可作为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防洪工程、排退水工程和综合利用工程中防洪所需的岁修费用和管理费用，仍按现行规定列入水利事业费预算或向受益单位收取。
第二十九条 各地确定的水费计收标准，今后随着物价指数的变化，可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物价部门调整。
第三十条 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根据本办法及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明确水费标准、收交办法、责任和奖罚等。
第三十一条 小型水利工程水费标准，由各地、市参照本办法制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水利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0年1月1日起试行。1982年12月28日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山西省水利工程供水收费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1989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