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毒瘤的刑法规制--论网络犯罪及其法律对策/吴思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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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煤安监监一字〔2004〕21号

关于2004年大中型煤矿企业安全监察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监察工作，推动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进一步稳定好转，现对2004年大中型煤矿企业的安全监察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和工作目标

　　党中央、国务院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十分重视，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但由于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基础薄弱、从业人员素质较低、安全欠账多，事故总量仍然居高不下、重特大事故仍时有发生，安全生产总体形势依然严峻。因此，要从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从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搞好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和工作目标，将思想统一到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上来、统一到国家局党组总体工作部署上来。

　　今年大中型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按照国家局党组的总体工作部署，以全面实行煤矿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和推进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煤矿安全程度评估工作为手段，继续深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促进煤矿企业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以重点监控对象、“一通三防”和防治水为重点，全面提升煤矿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减少大中型煤矿企业的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促进大中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形势的稳步好转；进一步加强自身素质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今年大中型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实现大中型煤矿企业重特大事故起数比2003年下降10%，确保全国煤矿总事故死亡人数较2003年下降4%、百万吨死亡率控制在3.8以下。

　　二、全面推进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改善煤矿安全生产条件

　　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是煤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体现了“安全第一”的方针和“以人为本”的理念，突出了安全与质量的统一和安全与管理的统一，是建立煤矿安全长效机制的主要内容和根本途径。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工作在省（区、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其指定的部门牵头组织实施。各省（区、市）应根据国家局颁布的“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及考核评级办法”、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编制具体的实施细则。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含未设立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定的负责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部门，下同）要监察辖区内煤矿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工作的开展情况，并进行督促指导，以全面推进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要通过促进煤矿企业广泛深入地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不断改善煤矿安全生产条件。

　　三、全面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提高煤矿的安全准入门槛

　　实行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制度，是国家为从源头上制止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进入煤炭市场、消除事故隐患的一项重大举措。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按自然矿井发放。中央管理的煤矿企业所属矿井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审核发放；其他矿井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由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审核发放。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和国家局即将颁发的实施办法的要求，认真做好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工作，并确保发证有序进行。2004年要分期分批地完成所有提出申请的、大中型煤矿企业所属已生产矿井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审核发放工作。

　　四、加强领导，继续开展煤矿安全程度评估工作

　　煤矿安全程度评估工作是实施分类指导和重点监察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国家局在监察手段方面的一个创新，各地要在总结去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煤矿安全程度评估工作的领导，早安排、早部署，确保年内全部大中型煤矿企业评估工作的完成。各地要将评估结果向当地人民政府通报，并及时进行公布。对拒不进行安全程度评估的煤矿企业和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井，由地方人民政府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58号）要求予以关闭。对安全程度评估等级为A类的矿井要督促其继续巩固提高，评估等级为B类的矿井要督促其改进提高，评估等级为C类和D类的矿井除了要求其限期整改和停产整顿外，还要将其列入重点监控对象；对于评估等级为D类的矿井不予发放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今年国家局将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煤矿安全程度评估标准，在统一的评估标准颁发实施前，各地仍按自定的评估标准执行。

　　五、积极落实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督促各煤矿企业建立切实可行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是今年国家建立的一项新的安全生产制度，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根据国家下达的各省（区、市）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及时督促地方人民政府将煤矿的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煤矿企业，督促煤矿企业将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分解到基层，并督促签订责任书，形成一级抓一级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加强对大中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完成情况的跟踪和考核，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及时向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媒体通报。

　　六、全面贯彻瓦斯治理“十二字”方针，继续实行重点监控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在国家局确定的45个重点监控对象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研究确定辖区内的重点监控对象，列入今年的工作重点和工作计划。对于近两年发生过特大以上事故的，安全基础薄弱、瓦斯灾害严重、水害严重、安全评估为D类和C类的，以及改制、兼并和破产重组的煤矿企业，均应列入重点监控对象。

　　对改制、兼并和破产重组的煤矿企业，要重点监察其安全机构是否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措施是否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落实等。

　　要将“一通三防”和“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瓦斯治理方针的落实情况列入重点监控内容，并按照国家局制定下发的《“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瓦斯治理方针监控要点》（见附件１）进行监察，凡不符合要求的，要依法下达执法文书，要求企业立即整改或停产整顿。

　　要加大对煤矿企业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的监察力度，确保煤矿企业足额提取、全额使用，凡不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的煤矿企业，要依法下达执法文书进行处罚。

　　七、加强煤矿建设工程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监察，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严格贯彻执行《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定》，未经设计审查同意或竣工验收合格的，要责令其停止施工、生产，拒不执行的，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吊销采矿许可证，并通报地方政府以非法矿井予以关闭。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大煤矿建设工程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监察执法力度，对擅自开工或投入生产的矿井，要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和《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予以处罚。

　　坚持严格审查和技术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充分体现监察与服务的结合。在设计审查中坚持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材料，坚决淘汰落后的技术、工艺、材料，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条件。

　　由国家局负责的安全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矿井所在地区的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必须预先进行审查把关。

　　八、加大事故查处力度，建立特大事故通报制度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进一步加大事故查处力度，积极协调有关方面的工作，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事故的调查结案工作，并加强对事故调查处理结果落实情况的督促监察。

　　为提高特大事故结案批复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在呈报事故批复请示前，应当先与国家局有关司（室）沟通。

　　建立特大事故通报制度。在发生特大以上事故（或有代表性的重大事故）后，为使其他煤矿企业及时吸取事故教训、预防同类事故的再度发生，相关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在事故调查技术报告完成的基础上及时将事故的发生过程、直接原因等已认定的情况向辖区内的煤矿企业进行通报。

　　九、创新监察手段和监察方式，提高安全监察效能

　　努力实现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三个结合”，即将监察操作者、组织者同监察决策层、管理层相结合，将现场监察同对生产计划、安全投入、矿井生产布局、总体部署、人员培训、职业健康建设等的监察相结合，将监察硬件同监察软件相结合。并注意加强对监察意见的落实情况和职工安全培训情况、持证上岗情况的监察。对大中型煤矿企业进行的安全监察可参照《大中型煤矿企业安全监察要点》（见附件２）的规定执行。

　　建立行之有效的监察通报制度，及时将监察执法意见通报给煤矿企业和地方政府，以发挥地方政府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领导作用，发挥煤矿企业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督促煤矿企业及时整改存在的事故隐患。

　　监察工作中，要注意与企业安全管理机构的配合，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情况，互通信息，指导煤矿企业安全管理部门加强对矿井现场的安全检查与管理，充分发挥企业安全管理机构的作用。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按照属地监察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对辖区内中央管理的煤矿企业的安全监察力度。

　　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监察执法水平

　　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监察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素质培训，进一步转变监察执法人员的工作作风、提高监察执法水平，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确保监察执法工作的程序合法、处罚准确、文书规范、过程透明。

　　附件1.“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瓦斯治理方针监控要点

　　 2.大中型煤矿企业安全监察要点

　　二○○四年三月二日

　　附件1：

　　“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

　　瓦斯治理方针监控要点

　　一、矿井通风

（一）矿井是否存在超通风能力生产的现象。矿井是否定期进行通风能力核定。矿井在安排采掘作业计划的同时是否进行通风能力核算，当通风能力不足时是否按照通风能力核减生产能力。全矿井、采区、采掘工作面、硐室风量是否满足要求；主要通风机安装、反风设施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

　　（二）生产水平和采区是否实行分区通风。高瓦斯矿井、突出矿井的各个采区和开采容易自燃煤层的采区是否设置了至少1条专用回风巷。采区进、回风巷是否贯穿整个采区，是否存在一段为进风、一段为回风的现象。矿井是否存在不合理的串联通风。

　　（三）采掘工作面、井下爆炸材料库、充电硐室等是否采取独立通风；在采用串联通风时，是否符合规定并编制了完善的安全技术措施。采空区是否及时封闭。采掘工作面，矿井进、回风巷道是否畅通，风速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四）矿井通风设施设置是否合理，是否牢固可靠，是否有临时设施代替永久设施的现象。

　　（五）矿井是否实现双回路供电。

　　（六）高瓦斯和突出矿井以及低瓦斯矿井高瓦斯区的煤和半煤岩掘进工作面，是否安装并正常使用“三专两闭锁”装置。低瓦斯矿井的掘进工作面局部通风机供电是否同采煤工作面分开或采用选择性漏电保护装置，并使用风电闭锁装置。局部通风机的安装和使用、风筒管理是否符合规定，运转是否正常，有无循环风现象。

　　（七）矿井是否配备足够数量的“一通三防”安全检测仪表，安全检测仪表是否有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进行维修、检定、校正，是否能正常使用，是否灵敏可靠。

　　二、瓦斯管理

　　（一）矿井和采掘工作面是否存在符合抽放条件而未进行抽放的情况。

　　（二）矿井是否进行了瓦斯等级鉴定，其鉴定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年度矿井瓦斯等级鉴定资料、煤尘爆炸性鉴定资料、煤层的自燃倾向性鉴定资料等是否及时报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备案。

　　（三）采煤工作面设置的专用排瓦斯巷是否符合条件，管理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四）采煤工作面回风巷风流瓦斯按1.5％管理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五）瓦斯排放措施是否符合规定、责任是否明确。

　　（六）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制定的“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得到了落实。

　　（七）瓦斯检查工、爆破工、通风工、主通风机操作工等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证件是否有效。

　　（八）井下作业地点是否存在瓦斯积聚现象，是否存在瓦斯超限作业现象。

　　（九）是否严格执行瓦斯检查制度和瓦斯报表报送、审签制度。瓦斯检查人员是否执行瓦斯巡回检查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有无空班、漏检、假检现象。

　　三、监测监控

　　（一）高瓦斯、突出矿井是否装备了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的功能设置、监测监控参数、设备配置、传感器设置、维修调校等是否符合相关要求，运行是否正常。

　　（二）是否按规定设置瓦斯传感器和其他传感器，瓦斯传感器和其他传感器设置的位置、报警浓度、断电浓度、复电浓度及断电范围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三）高瓦斯、突出矿井的采煤工作面上隅角是否设置便携式甲烷检测报警仪；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采煤工作面的甲烷传感器是否能控制其进风巷内全部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



　　附件2：

大中型煤矿企业安全监察要点

　　一、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机构及主要负责人的监察

　　（一）是否依法办矿。“六证”（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和矿长安全资格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是否齐全；建设工程安全设施是否做到“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设计（安全专篇）是否按有关规　　定报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审查同意，新投入生产的矿井是否经过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竣工验收合格。

　　（二）企业是否设有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是否配备有足够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能保证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投入。

　　（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否认真履行了下列职责：

　　1．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目标管理制度。

　　2．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并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

　　4．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5．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6．建立矿山救护队伍或与就近的矿山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

　　7．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四）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主要人员是否有下列违法行为：

　　1．违章指挥工人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

　　2．对工人违章作业熟视无睹，不加制止。

　　3．对重大事故预兆或者已发现的事故隐患不及时采取措施。

　　4．拒不执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安全指令。

　　5．伪造、故意破坏事故现场。

　　6．阻碍、干扰事故调查工作；拒绝接受调查组调查和向调查组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五）是否定期组织召开安全工作会议。

　　二、企业业务部门的监察

　　（一）通风部门

　　1．“一通三防”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2．突出矿井防突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3．瓦斯抽放系统的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4．瓦斯监测系统的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5．防灭火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6．矿井通风系统、瓦斯抽放系统、区域性防突工程等“一通三防”方面的设计审批及落实情况。

　　7．召开“一通三防”专业会议情况。

　　（二）机电部门

　　1．矿井机电、运输设计审批及落实情况。

　　2．电气预防性试验制度及其落实情况，电气设备防爆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提升运输安全装置的检验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3．机电、运输安全设备、设施的投入计划及落实情况；

　　4．召开机电、运输专业会议情况。

　　（三）生产技术部门

　　1．技术管理及审批制度情况。“三下”开采、探放水、煤柱回收、隔水煤柱的设计是否符合规定。

　　2．防治水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3．井巷工程设计及验收制度。

　　4．采掘工作面和特殊作业地点作业规程的编制与落实情况。

　　5.顶板管理制度及实施情况。

　　6．建设工程安全设施是否做到“三同时”。

　　（四）安全管理部门

　　1.事故隐患排查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2.查处“三违”的管理办法。

　　3.对外包工程队的安全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4.事故汇报、事故责任人处罚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5.灾害预防性计划的审批及落实情况。

　　6.职工（包括外包工程队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制度、计划及落实情况。

　　7.召开安全办公会议的情况。

　　（五）计划部门

　　维简费的计划安排及落实情况。

　　（六）安全生产调度部门

　　1.调度记录是否及时、准确，是否严格执行“先安全、后生产”的原则。

　　2.调度员对企业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的熟悉情况。

　


论中国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



（ 姚魏 上海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200025）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山东齐玉苓案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成为当年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该案也被媒体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学者们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意义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该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司法解释中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有人认为，该案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宪法，最高院作出该司法解释是违宪行为；还有人认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产生的意义也没有媒体宣传的那样巨大，但对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该案引发的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作一些论述。

一、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齐玉苓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那么，何为“宪法司法化”？这种表述是否科学？我们不难看出“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创始人本意是指，宪法像其它法律一样具有司法适用性，即同样能够进入司法程序，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从字面上看，“宪法司法化”表示宪法不断适应自身进入司法领域的要求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要通过宪法的修改来逐步推进。因此“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准确。笔者认为，科学的提法应是“宪法的司法适用”。对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还有赖于它与相关概念的辨析。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起源于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违宪审查。虽然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解决的是个案问题，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同时确认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排除了违宪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可能，它的真实意图在于确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而我们所称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仅是指宪法直接适用于个案。因为美国的违宪审查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很容易把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司法适用当成一回事。其次，有人认为宪法监督不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其实是将宪法监督等同于违宪审查。在我国违宪审查机关唯权力机关一家，但宪法的监督主体却具有多样性。宪法监督在外延上不仅包括违宪审查，也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是对抽象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对具体的违宪个案进行裁判。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成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维护宪法的权威。再次，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否就是宪法诉讼呢？在我国宪法诉讼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过其它救济模式，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仍无法得到保护时，而向有权机关提起诉讼的一项法律制度。因此宪法诉讼与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但是在由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国家，宪法诉讼则包含了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两个方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宪法实践中的地位。

二、宪法长期没有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原因。1、对两个司法解释的错误认识。1955年最高院对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作过一个批复，批复认为宪法在刑事方面并不规定科罪量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法律文书中引用，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引用。一般认为，中国宪法不能进入法院的具体诉讼主要是基于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笔者认为，1955年的批复并不能排除在判决中引用宪法的可能，在刑事判决中不引用宪法定罪量刑是正确的，但不能扩大为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中一概不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对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法院因此剥夺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没有道理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根本无权中止宪法的执行力。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不能决定“司”哪些法，不“司”哪些法。[1]2、现代宪法观念的作用。其一、宪法的章程化的观念。人们在性质上把宪法等同于一般政党、团体内部的章程。章程是指政党、社会团体规定本组织内部事务的一种共同遵守的文件，而宪法作为一种法，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把宪法看成章程就是把宪法划入了思想意识和纪律的范畴，在观念上已经潜意识地否定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其二、宪法的纲领化的观念。纲领是现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完成的任务及其行动的步骤。也就是说人们没有把宪法中的公民权利看成是法定权利，而只是一种应然权利。焦洪昌教授说过：“平等最初只是一个法律观念，后来随着社会进步，被人们看成法律原则，再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平等只有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时，才能得到司法救济。”[2]笔者认为像平等权这样的宪法权利还处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阶段上，不能被司法保护也是意料中的事。其三、宪法的政治化的观念。人们片面强调宪法的阶级性，似乎凡是宪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也把宪法学搞成了政治学。除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根本大法”的概念外，宪法几乎丧失了作为法应有的其它特征。因此，解决宪法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斗争，而不是司法过程。[3]总之，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意识不强。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理论上说为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奠定了基础，但是社会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了公民宪法意识不强。人们逐步形成宪法不是法，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以至违法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4]

三、宪法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必要性。1、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至上观念的需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既然宪法也是法，那就应该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司法效力，所谓的法律效力就是空话。如果不能在司法机关得到执行，不能在实际中运用，就是一纸空文。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在下位法中找不到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时，法院可以直接拿宪法作为判案依据，岂不是把宪法的作用定位为替其它法律拾遗补缺？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不利于宪法至上观念的形成。笔者认为不然。这正体现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防线，其它法律无能为力时，宪法可以挺身而出。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宪法的司法适用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首先，根据专家统计，宪法中规定的十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法规具体落实保护措施的只有一半，例如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等，法律都未作出具体规定。如果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何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比较具体，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如果宪法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可以弥补普通法律的缺陷。再次，有些典型的宪法诉讼案件被强行纳入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案子，法院将其列为行政诉讼案件，这超出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只能对行政主体侵犯自己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案件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中的学校作为准行政主体侵犯的是原告的受教育权。因此适用宪法中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的条款作出判决才是恰当的。

四、宪法的司法适用的规则。我们在解放思想，确认宪法也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宪法并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宪法的司法适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1、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宪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罪刑法定”的原则。这里的“法”只能解释为刑法，不能作任何扩大解释。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它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如果宪法也能定罪量刑，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公民的基本人权何以保障？2、法院在面临宪法、法律都对涉讼行为作出了相同的规定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能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因为这些法律在制定时是以宪法为依据的，适用这些法律就等于间接地适用了宪法，所以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使用宪法这个“尚方宝剑”。3、法院在认为宪法、法律对涉讼行为作出了不同规定时，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因为在我国，司法机关不能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只能由权力机关来判断。所以法院应中止审理，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法律违宪与否。如果法律违宪，则直接适用宪法。4、法院面临法律没有对涉讼行为作出规定，而宪法作了规定时，应当适用宪法。现实生活中这类案件往往不被受理，如王立春等诉民族饭店选举权纠纷案。因为我国长期存在“法不授权则不受理”的立案制度。其实“法不授权不可为”一般针对具有主动性、扩张性的行政机关，而审判权则是被动的，“不告不理”是法院审判权的前提。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条防线，因此通过限制法院的受案范围来防止滥用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5]5、法院在审理因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案件时，部分适用宪法。在齐玉苓案中，最高院指出：“陈某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见最高院把此案仅是看成特殊的民事案件。笔者认为这类案件应是宪法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宪法诉讼是核心。虽然宪法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制裁性，但确认和宣告某个行为违宪，在某些时候还可以撤销违宪行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制裁。它体现了司法者对违宪行为的否定态度和对受害人的支持，但为了更有利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往往还支持他们的民事、行政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就表现为民事赔偿。这类案件应该首先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确认行为违宪，在此基础上追究行为人的其它法律责任。
注释:
[1]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29页。
[2] 南香红、曾民：《成都“身高歧视案”引发宪法平等权讨论》，《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第7版。
[3]廖中洪：《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第86页。
[4] 周叶中、刘鸿章：《加强宪法监督，建设法治国家》，《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29页。
[5] ]蒋德海：《宪法司法化对我国立案制度和判决模式的影响》，《上海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