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罚执行中社区矫正制度及完善
江苏省高淳监狱 江苏南京 211300 徐亚洲
【内容摘要】：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其由产生、发展到在我国的试行、适用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社区矫正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性质和执行情况有所不同，而在我国它作为一个刑罚执行方式的概念。为了落实和完善我国的非监禁刑刑罚，社区矫正在我国是势在必行并且我国完全可以作为它实行的载体，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社区矫正在具体的选择适用、刑罚执行时期存在的误区和不足，所以我们在不断试行的同时应亟需加以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 社区矫正、罪犯、刑罚、执行、
一．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演进
（一）社区矫正制度的含义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方式的总称，它是指将特定对象的罪犯放入社区，让其提供一定的劳动服务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是一种属于包含监督和控制的刑罚执行方法。在我国进行的社区矫正的试点中，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与监禁刑相对而言的刑罚执行方式，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
在国外，社区矫正还被称为“社区矫治”、“社区服务”、“公共利益劳动”、“社会服务令”、“强制工作”等。
（二）社区矫正制度在国外的历史演进
世界刑罚史是以肉刑和生命刑为主导转向以监禁刑主导然后发展到从监禁刑向非监禁刑过度的历史。由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刑罚指导思想中出现了基本帮助罪犯复归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由于犯罪率的增高，监狱人满为患，监狱需要的费用越来越多，迫使各国从注重监内关押转向寻求更多的监狱外的非监禁的处罚措施来矫正罪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步采用非监禁刑，其在刑事制裁体系中的地位逐渐加重。社区矫正即为非监禁刑的一种，也就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应运而生了。
实际上社区矫正公认是英国最早发展起来的，英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建立和推广社区处罚措施的国家。该国在1972年的《刑事司法法》中规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社区服务。下面就是发展情况，在1977-1995年间，英国因犯可起诉罪而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犯罪人的数目：1977年10.2千人，1983年31.4千人，1991年29.5千人，1995年30.5千人。⑴
社区刑罚在逐渐上升，比重在不断增加，在1975-1995 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成年犯罪人（21岁以上）因犯可起诉罪被判处社区服务的情况：1975年，成年男性1人、成年女性0；1980年，成年男性1人，成年女性2人；1985年，成年男性7人、成年女性3人；1990年，成年男性7人、成年女性4人；1995年，成年男性11人、成年女性7人。⑵ 随后，在1976年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根据《欧洲犯罪问题委员会报告》通过了（76）10号决议，要求成员国积极通过社区服务来改造罪犯。联合国第六、七届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对于社区服务在世界范围的扩大起着重要的意义和推动作用。在1990年12月2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的第三部分就涉及社区服务令⑶。在1998年7月28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第44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减少监狱人满为患和促进替代性刑罚》中也涉及社区服务，并所载的附件一《卡多马社区服务宣言》和附录《卡多马社区服务宣言行动计划》中详细介绍了社区服务的具体实施方案⑷。以上这些都是社区矫正发展的标志和助推器，顺应时代潮流，顺应刑事制裁和人类发展的趋势，是刑罚人道和刑罚社会化的具体体现。
如今，社区矫正这种刑罚执行方式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是对犯人的开放式的执行刑罚方式与封闭式监狱相比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三）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历史演进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相继建立了各类少年矫正制度，其中有政府管理的少年管教所、工读学校，也有属于社区性的、群众性的帮教制度，这应该是我国社区矫正的雏形。在1989年8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工作的通知》（【1989】高检会（监）字第7号）中规定“罪犯所在单位、基层组织可以作为具体负责监督考察的执行机关”，“要依靠群众对监外罪犯逐个建立监督考察小组，切实落实监督考察措施”。还有在1995年2月21日颁布的《公安机关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第八条中规定罪犯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而在2002年10月香港艺人谢庭锋因触犯刑律被判做240小时社会服务而免于入狱的消息，才让中国民众第一次接触到“社区矫正”这个新鲜词。在今年3月“两会”上，人大代表把引进社区矫正方式作为推进中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上议程。于是在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
实际上在中国，社区矫正不是刑种概念，是刑罚执行方式的一个概念。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了以社区矫正为主要执行方式的刑罚或刑罚执行方式，其中可以用社区矫正方式执行的刑罚种类主要包括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必须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使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包括缓刑、监外执行和假释。现在提出社区矫正是为了更加科学、有效的执行相关法律规定。社区矫正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刑罚执行制度，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区矫正会以更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二．建立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犯罪人更好的改造和回归社会的需要
1. 社区矫正可以祛除在监狱中执行刑罚的弊端，有利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符合刑罚教育功能
（1）社区矫正可以防止罪犯的交叉感染。执行监禁刑的罪犯在监狱里会相互影响，他们不一定在改造上“扬长避短”，有可能在犯罪技术上“扬长避短”，所以历史上有人称“监狱是犯罪的学校 ”，而把罪犯放在社区来服刑就可以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2）社区矫正可以削弱罪犯在监狱服刑所产生的孤独感，增强罪犯的社会责任感。社区矫正可以使罪犯与自己信任的亲属、朋友经常性的沟通和交流，可以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这样不与社会隔离，可以使罪犯感到社会的温暖。罪犯在社区中服刑，他既是服刑改造，又为社会劳动，既受执行机关的管理，又受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这有利于增强罪犯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3）社区矫正有利于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维护基本人权。社区矫正可以使监禁刑的罪犯再监狱内被无形剥夺的一些权利（并不是法官所判的）得到维护，如结婚权、离婚权、继承权、辩护权等或者部分剥夺或者全部剥夺。虽然现在也传来某些罪犯可以在监狱内结婚的消息，这是对监狱改革的有效探索，但毕竟是极少数。如果罪犯在社区中服刑，有些权利不要刻意追求就可以得以保障（继承权），许多权利有了得以保障的平台（离婚权），这可以有效的稳住罪犯的心，维护罪犯家庭的稳定，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这体现了社区矫正的社会效益。
2．社区矫正可以使刑罚对罪犯进行“因材施教”，体现对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结合
社区矫正的出现使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继续监禁的罪犯有了更有利的执行场所，而使需要监禁的罪犯在监狱内能够充分的利用刑罚资源。社区矫正和监禁刑的并行使特殊的罪犯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教育和改造，这样能更有针对性的实现罪犯的教育改造，体现了刑罚的特殊预防。监狱对广大群众来说就是高强、电网，罪犯在监狱内服刑的具体情况一切都是陌生的，最多也只是从电视、电影等媒体中知道一些表面现象。然而社区矫正使社会上的群众能够清楚的看到罪犯服刑的全过程或具体经过，这对群众特别是对潜在犯罪人来说就是一座警钟，体现了刑罚的一般预防。
3．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发展，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
行刑社会化是指尽可能对罪犯适用社会化的刑罚，对于必须监禁的罪犯也要尽可能多的让其接触社会，而社区矫正就解决了行刑社会化而去寻找过度性处置、半社会性处置方式的困难。社区矫正可以使不需要、不适宜监禁的罪犯在社会上服刑，而使监禁的罪犯或不需要继续监禁的罪犯得以施展行刑社会化的平台。社区矫正可以使罪犯尽可能多的接触社会，使罪犯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有利于罪犯重新回归社会。
（二）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解决监狱拥挤，节省国家资源的需要
据统计，至2002年底，我国监狱押犯总数已高达154万余人，超过我国实际关押能力28万人，超押率为22.22%。另外，通过对山东、江苏、浙江、河北、河南和宁夏6个省（自治区）的24个监狱进行调查，罪犯人均居住面积占5平方米以上的仅占13.1%⑸。而《犯人生活卫生管理办法》中规定，对在押犯应保证其人均生活设施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所以我国监狱人满为患，并且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过度的增长使监狱爆满，监狱的物质、文化等方面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罪犯的心理受到不利影响，从而影响罪犯的改造质量。
从1982年到2002年监狱在押犯人从62万增加到151万，增长率为150%，而同期人口增长比率为20%，国家对监狱系统的财政拨款从1992年14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08亿元⑹。而社区矫正可以大大减少监狱人口，缓解监狱压力，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另外监狱人口的减少使财政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从而节省国家资源，这是符合刑罚经济思想的。国外有资料证实社区矫正是最经济的刑罚方法，加拿大联邦矫正系统1992-1993年度的统计，可以看出社区矫正的费用大大低于执行监禁刑的费用。下面是犯罪人每人每年费用：妇女矫正机构为91753加元，最高警戒监狱为70236加元，中等警戒监狱为42155加元，最低警戒监狱为36227加元，平均值为47760加元，社区矫正中心为28269加元。⑺ （平均值为每名犯罪人的平均费用仅仅包括与矫正机构的运行有关的费用，而不包括与假释有关的费用、矫正工作人员的训练费用、矫正管理机构的费用和加拿大矫正公司运行费用。社区矫正中心主要关押执行日间假释的罪犯，它是按照最低警戒度监狱的标准设计、建造和管理的。）
（三）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完善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使我国非监禁刑执行落于实处的需要
我国的刑罚种类比较齐全，配置较合理，但是在执行方面有不足之处。为了顺应国际刑罚趋势，我国不断的加强非监禁刑的实行。但许多刑种或执行方法，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几乎流于形式或形同虚设。然而社区矫正就可以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弥补和救助。
我国的非监禁刑种主要有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非监禁刑执行方法主要有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下面有它们的执行情况，管制适用率1999年为1.23%，2000年为1.21%，2001年为1.26%，2002年为1.45%，2003年为1.58%；缓刑适用率1999年为14.86%，2000年为15.85%，2001年为14.71%，2002年为16.98%，2003年为18.47%，并且有些法院几乎不使用缓刑这种刑罚方法；假释适用率1996年为2.58%，1997年为2.90%，1998年为2.06%，1999年为2.11%，2000年为1.63%；监外执行适用率为2001年1.13%；；⑻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执行的）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1997年该省共对29919人判处刑罚，但没有独立使用剥夺政治权利的，1998年共判处犯罪分子33114人，独立使用剥夺政治权利的仅为1人，1999年判处犯罪分子38503人，也没有独立使用剥夺政治权利的⑼。
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在非监禁刑执行方面是微乎其微的，而国际刑罚却截然相反。据我国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的数字，2000年就缓刑和假释两项，适用社区矫正的比率，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美国为70.25%，韩国为45.90%，俄罗斯为44.48%。在瑞典，1998年刑罚执行系统有罪犯19400余人，其中近16000人在社会执行⑽，非监禁刑适用率达到82.47%。这与我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在 中国社区矫正势在必行，并且要有迅猛扩大和发展的势头。
非监禁刑执行数量微乎其微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不合理，执行机关不协调，各顾各的。比如管制刑、缓刑等，由公安机关作为主要执行机关，但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不断扩大与警力不足，公、检、法、司等部门沟通不畅，使社区矫正未试行之前的社会刑罚的理念革新、管理大打折扣，使它们存在漏洞，出现“真空”现象。而社区矫正是由公、检、法、司、社区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者等共同执行，这就能使非监禁刑落于实处。
（四）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建设更好的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罪犯方法及有效预防未成年犯罪的需要
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更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矫正。在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罪犯的方法上增加了社会实践这一课或直接在社会上服刑，把单纯的说教拓展为多种方式综合运用，使他们增强了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未成年的心理素质和理性认识能力较差，但可塑性较强，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让未成年罪犯在社区中服刑，从事公共事业，让其在健康的社会环境里开展正常的人际交往，接受积极的教育感化，对其心理的成长无疑是积极的，有利于他们树立自尊、自重的心态，让他们彻底悔过自新，回归社会。社区矫正是吸收社会各种力量来参与预防未成年犯罪的活动，形成政法机关、社会机构、家庭、受害人多位一体，齐抓共管的合力，强化特殊预防功能。实施社区矫正让未成年罪犯在社区中接受教育，可以使其他未成年看到未成年罪犯服刑的具体情况，这活生生的现实就是一条警戒线，强化了一般预防的功能。
（五）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发展受害人、社区、刑事司法系统与罪犯之间的建设性关系的需要，适用恢复性司法的需要
1．社区矫正为罪犯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提供经济来源、精神安慰。
罪犯可以利用社区服务或社区服务以外的时间劳动获得报酬，从而实现对受害人的经济赔偿。即使无力赔偿罪犯也可以在社区中形成一定的公共基金，可以用于国家赔偿，缓解国家一定的财政压力。
如果适用监禁刑，受害人就看不到罪犯服刑的具体情况，因为监狱是不开放的；但是罪犯在社区中服刑，受害人不仅可以看见服刑具体情况还可以监督罪犯的服刑。这体现了社区矫正给予受害人的精神安慰和补偿。
2．社区矫正可以给社区提供额外的人力资源，可以减轻社区公众的复仇欲望。
社区可以通过社区矫正获得额外的人力资源，补充社区人力资源的不足。罪犯在社区中的公益劳动，可以改善社区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自然环境。
人们通常把罪犯看成是违反社区标准或规范的人，因此他们认为罪犯应该对社区进行补偿。所以罪犯在社区中完全履行规则要求完成社区劳动时，人们就容易接受他们而重新回归社区。这样社区公众就会因为罪犯的符合要求的社区劳动而减轻对罪犯的复仇欲望，这符合刑罚的安抚功能。
3．社区矫正可以为刑事司法系统节省资源，改变刑事司法系统的自身形象。
社区矫正的行刑成本严重低于监禁刑行刑成本，并且社区矫正在刑事审判时较普通刑事案件省去了好多环节，节省了刑事司法系统在刑事执行时所耗的费用。
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有助于改变受害人、罪犯、社区公众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态度和观念。而罪犯在实施犯罪的时候，往往也使社区遭受侵害，但是以往的刑事司法活动并不关注这一点。社区矫正会使社区以不同的途径直接或间接的受益，从而使刑事司法系统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和配合。
4．社区矫正使罪犯本人免受监禁之苦，有助于罪犯培养良好习惯。
社区矫正使罪犯不必去监狱服刑，可以避免受监禁之苦，从而避免由于在监狱服刑而产生的家庭问题、感情问题等。因为在社区中服刑犯罪人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受害人、社会带来的损失，就有可能感到愧疚，就不得不努力工作，来抚平受害人的创伤。所以犯罪人不仅要辛勤的工作，还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开支，作好生活预算，勤俭节约，这就有利于培养犯罪人养成良好的生活和行为习惯。“获得自由是一种梦想，囚犯总是为此而思虑。如果他们看到有一条比逃跑更保险和更可及的阳光大道，他们会立即奔向那里；他们做好事仅仅是为了获得自由，但他们毕竟是在做好事。不断重复的运动会变成第二本性，他可能使人养成习惯。⑾”
天津市职业教育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职业教育条例
2007年5月23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应用型的高素质劳动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专门培训，按照国家以及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坚持面向社会和市场办学，坚持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相结合，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职业道德素养，提高其就业能力、工作能力、职业转换能力以及创业能力。
第四条 本市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发挥行业、企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督导评估，建立并完善职业教育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教育工作。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和其他有关的职业教育工作。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职业教育工作。
第六条 本市建立和完善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资金的机制。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职业教育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根据需要安排一定的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应当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本市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举办职业教育机构，资助或者捐赠职业教育事业。
第七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对在职业教育中做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职业学校教育主要由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实施。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学校，可以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规划，实施同层次的职业教育。
第九条 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具备法定条件，符合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规划。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
境外组织和个人在本市举办职业学校或者职业培训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分立、合并、终止或者变更举办者的，应当依法进行清算。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终止的，还应当妥善安置学生或者学员。
第十一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教师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从事专业课教学的教师可以同时评聘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可以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依法自主聘用教师。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对开设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可以聘请相应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及其以上技术工人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第十二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突出以诚信、敬业为重点的职业道德教育，注重提高学生或者学员的职业道德素养。
第十三条 职业学校应当加强以提高学生能力为目标的课程体系建设。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产业岗位的需要，适时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
企业、事业单位可以与职业学校签订合同，委托职业学校为其定向培养学生。职业学校可以以企业、事业单位的名称冠名招生，并根据岗位需要确定培养目标，调整课程安排。
职业学校应当研究开发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或者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传统技术的新课程、新教材。
第十四条 职业学校应当建立并实行弹性学习制度，推行学分制度和选修课程制度，完善学生学籍管理。
职业学校应当建立职业学校之间、相近专业之间、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学分互认的机制和办法，允许学生跨专业、跨学校选择课程；对已取得其他相当学历的学生，应当承认其相应的学历和学分。
职业学校应当允许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幅度内，同时在学校学习和在企业工作，或者学习与工作交替进行，分阶段修满规定科目和选修科目的学分，完成学业。
第十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的建设，支持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办好实训、实习基地。
职业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专业教学实施方案的要求，参加实训和上岗实习。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为上岗实习的学生安排必要的带教人员，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条件，并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
第十六条 取得职业院校学历证书的毕业生，参加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中级及其以下职业技能鉴定时，免除理论考核，操作技能考核合格者可以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国家级和市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院校依照国家规定建立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并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其毕业生考核合格后，可以同时获得学历证书和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报考高等职业学校或者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学校专科毕业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报考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学习。
第十八条 职业学校应当从学校收入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和学费减免，并把组织学生参加勤工俭学和半工半读作为助学的重要途径。
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助学贷款，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职业学校学历教育收费的项目和标准，由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准。职业学校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
职业培训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由职业培训机构自主确定，报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当予以公示。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建立职工培训制度。
有条件的企业应当配置与本企业职工职业教育相适应的培训设施、设备。
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学习的时间，由所在单位根据需要统筹安排。其中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种生产人员学习的时间，每年累计不得少于十二个工作日（专业技术人员含参加继续教育的学习时间），每三年为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内的学习时间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散使用。
第二十一条 企业应当按照不低于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足额提取职工培训经费，职工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点五提取，列入成本开支，当年有节余的允许结转。企业新上项目应当安排职工技术培训经费。
职工培训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一线职工职业培训。
企业职工培训经费的使用情况应当接受财税主管部门检查，设有企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的，还应当向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使用情况。
第二十二条 职业培训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职业分类和职业等级标准制定专业教学大纲和实施方案，所设的专业、开设的课程、选用的教材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三条 接受职业培训的学员，经考核合格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相应的培训证书。
职业培训机构应当根据本市职业技能鉴定的要求，组织学员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鉴定。学员经考核合格的，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二十四条 本市建立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培养农村实用型和技能型劳动者。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农村劳动力培训和农村职业学校建设。
企业招用农村劳动力应当进行培训，所需经费从职工培训经费中列支。对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第二十五条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在实习、实训和勤工俭学的生产性实践教育活动中所取得的收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对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规定给予再就业培训补贴。
第二十六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劳动力需求信息资源数据库，推进劳动力需求信息的社会化建设，为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合理设置专业及课程提供服务。
第二十七条 市教育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制定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培训规划，纳入全市教师队伍建设总体规划。
第二十八条 行业协会、商会、同业公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应当根据本市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开展行业人才需求预测，结合本行业发展需要，制定行业职业教育培训计划，协助主管部门组织、指导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
第二十九条 职业学校或者职业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各自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布虚假招生简章，骗取钱财的；
（二）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结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
（三）超出办学许可范围的；
（四）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五）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或者未按规定对招收学生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1990年12月19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职工教育条例》同时废止。
